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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28日

考古大咖: 三星堆与金沙一脉相承

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 张艳 摄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要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7日在成都开幕。

本次会议正值三星堆新一轮发掘进行中,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关系。其中,三星堆、金沙文明从哪来到哪去是考古专家们一直聚焦的关注点,古蜀文明的神秘随着考古成果的发现正逐渐展现在人们眼前。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

成都解决了考古发掘与城市开发的矛盾

“金沙遗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第一项轰动的重大发现。20年前,金沙遗址被发现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应该说20年来,金沙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成绩斐然。”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表示,成都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发掘与城市开发的矛盾。

古蜀文化的“三很”“三最”

“成都平原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开始,便成为中国考古界焦点,得到持续高度关注。我觉得古蜀文化完全可以写成历史小说,拍个电视剧。古蜀文明很神秘、很神奇、很震撼。”谈及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王巍连用了三个“很”来形容内心的激动。

王巍说,他觉得三星堆和金沙有可能是在中国考古当中最引人注意、最引人入胜、也最引人深思的遗址。王巍表示,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直播微博点击量达到71亿,大大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引起如此的关注。”

三星堆与金沙有年代的连接

三星堆与金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判断它们的年代划分呢?王巍解释道,从三星堆遗址8个坑的发掘情况来看,是否是同一时期被掩埋,这还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兴盛时期是有年代的连接,它们共同构成了古蜀的联盟。“古蜀国就犹如夏王朝,是由三星堆盟主与盟国构成,在大的集团主导下,进行发展。”他说,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一脉相承,有着相似的黄金面具、神鸟崇拜等文物。金沙文化在吸收三星堆文化独特的创造同时,也在发展自己的信仰系统。是否是金沙的兴盛导致了三星堆的终结?三星堆文化的消亡是否是因为武力还是禅让?对此王巍认为,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似,都在水岸边进行祭祀。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否都是由于水患造成消亡?王巍认为这还值得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也是最大的谜团,需要不断进行研究。“可以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紧密相连。有一种可能性是迁都,比如一个势力迁都到这里,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期待三星堆有更多新发现,看一看有什么可能与金沙接近。”

金沙遗址发掘研究保护是个好案例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遗址就是遗址,公园就是公园,怎么能说一块儿?但成都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王巍说,成都能够在城市的黄金地段建设一个像金沙遗址博物馆这样的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把考古发掘和旅游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发掘与城市开发的矛盾,促进了考古的保护利用。金沙遗址博物馆让民众见识金沙文化的面貌,具有一种典范性。王巍认为,成都把考古、旅游、开发这种看似势不两立的矛盾解决了,促进了遗址保护和利用。金沙遗址发掘研究保护的一体化,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认为,好的博物馆首先要让观众看得懂;提得起兴趣,能够受教育。金沙遗址博物馆做得比较好。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卜工:

“金沙模式”是中国考古的财富

作为此次国际学术会议发言专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卜工接受了记者专访。卜工感慨道,对成都以及古蜀文明的特殊情感,让他逐渐地从古蜀文明的关注者转变为研究者和探索者。他认为,金沙遗址从发掘保护到建馆展示,一以贯之的理念和追求就是“金沙模式”,“金沙模式”是成都文博的财富,是中国考古的财富,也是再创辉煌的财富。

规划超前是“金沙模式”的重中之重

谈及什么是“金沙模式”,卜工笑着解释道,“金沙模式”是他思考研究了很久得出的结论。

卜工认为,超前意识、自信意识、学术意识、包容意识是“金沙模式”的四大特点。

首先金沙遗址发掘的规划超前,全局在胸,这是“金沙模式”的重中之重。“这个超前的科学规划,就是2001年开始的超级发掘,到2007年金沙遗址博物馆闪亮登场,并及时推出精准解读金沙遗址的宣讲体系,让人佩服。”

卜工认为,“金沙模式”还体现在文化自信、坚持特色方面,以我为主是“金沙模式”的灵魂。活化历史场景成为金沙遗址博物馆引人注目的亮点。

卜工说,学术主导,抓物育人也是“金沙模式”的一部分。考古研究要“在商言商”,强调学术,出成果、出人才是必然的要求。这是“金沙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他赞叹道:“金沙的科研成果可圈可点,人才的培养更值得大书特书。”

卜工认为,“金沙模式”的第四个特点是包容发展,形成合力。团结一心、努力拼搏是“金沙模式”的重要特色。

金沙文化的重要作用

卜工说,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古蜀文明一脉相承。相对于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对贵州、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的影响更大,它的文化交流是渗透性的,民间交流频繁。这个文化走廊的影响扩展到了云南、贵州,甚至到了现在的越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当中,金沙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开发,金沙文化功不可没。

卜工告诉记者,金沙时期的民间交流、文化渗透频繁,可以从考古发现中找到线索。比如,金沙遗址就发现了牙璋的生产作坊和半成品牙璋,这可以证明金沙玉璋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并向外输出了。

古蜀国学将成为成都特有风景线

“‘金沙模式’是成都文博的财富,是中国考古的财富,也是再创辉煌的财富。”卜工表示,金沙再出发关键在创新。“创新理念思想武装,理论起点和历史站位决定再创辉煌的高度,创新高度需换思路。”

卜工建议,金沙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要研发符合考古要求的技术手段,确保金沙遗址的勘测水平再上新台阶;二是要跳出金沙看金沙,向西拓展,这是成都探索古蜀文明的重要方向。“西行徐图,要精选历史信息丰富的、涉及学科较多的、关注程度很高的城址、王陵、祭坛、大型公共设施开展工作。”

“古蜀国学将成为成都特有的风景线。”卜工告诉记者,制度是文明之魂,中华文明独特的制度创造归根结底就是礼制。牙璋玉器在中华文明的地位非常特殊;金器是古蜀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陶器对确定文化的年代谱系意义重大,都是制度创造的物质载体。要坚持透物见人,由人及礼,在礼制的层面发现规律。成都相关部门可以创新路径探索制度、创新机制扩大联盟,加强市省互动,院校联手,成立长江流域文明带城际联盟,展开跨行业合作研发机制,推动古蜀文明的传承研究。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

三星堆、金沙遗址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通过《以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看三星堆·金沙》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三星堆的遗产内涵其实不只是祭祀坑,它还有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宫殿、作坊等等。三星堆复杂的祭祀系统背后,王权也在其中。三星堆-金沙遗址代表的是神权跟王权相结合的文明,是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

唐际根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再谈“突出的普遍价值”,至少有两个需要注意的要点:一是它以长江为依托,背景是大江大河。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都是以大江大河为背景,比方说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以黄河流域为背景的殷墟等,都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是三星堆、金沙背后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以及它吸收周边优秀文化的能力。“虽然三星堆、金沙的突出普遍价值还需要深入研究,今天我们还拿不出一句提炼的话来表述这个价值,但是思考‘突出普遍价值’的方向要把长江背景,以及本土文化、本土传承考虑进来。若试着用一句话,也许可以说:三星堆、金沙遗址见证的是以长江特定环境为背景,以本土文化和本土传统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文明,这支文明具有独特的一套祭祀系统,又通过借鉴吸收周边诸多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青铜文化所滋生的神权加王权的文明体系。”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某个时候,商文化南下,先到盘龙城,从盘龙城渡江到了江西境内,到达赣江的下游,往东进入安徽,往西则溯江而上,影响到三星堆,引起了整个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勃兴。

唐际根认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是否可以考虑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遗址群”或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这样的集合概念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可以纳入三星堆遗址、盘龙城遗址、吴城牛城、新干大墓等遗址;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发挥四川、河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按照类似丝绸之路申遗的模式来操作,或可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有意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

三星堆和金沙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邻近,文化面貌相同,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其精英文化反映两者是属于同一个政治和信仰共同体,实际上就是青铜文明时期一个区域的共主文明王朝,我们暂称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会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以《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略论》为主题,梳理了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的三个关系。

彭邦本认为,第一,三星堆古城早于金沙古城,但两者在晚商并存期间,从古城规模尤其出土器物的规格等可推测,三星堆古城的主人应为联盟共主,金沙古城应是联盟的核心成员国,从文化面貌如出一辙的表象,甚至可推测出金沙与三星堆共主同宗;第二,从出土资料反映,三星堆古城在商周之际出现衰落,而后金沙古城则继续繁荣,估计此后时期联盟共主转为金沙古城的主人;第三,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巨大的地域性邦国族群联盟,在虞夏之际开始逐步进入文明,商周时期达到青铜文明的高峰期。

彭邦本表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代表的上古蜀地文明起源很早,而且与黄河流域五帝三代时期大致一样,处于邦国林立的早期文明状态,并受到黄河流域影响,始终处于邦国联盟状态,“可能也有过宗法分封,但似乎始终没有出现郡县制,因而在东周以后逐渐落后于中原,最终被秦兼并。”彭邦本说。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

古蜀玉器绝大部分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以《寻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为题,详尽讲述了古蜀玉器、玉料的分析成果。她表示,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超千件,而金沙已经超过三千件,从种类、材质、工艺等来看,金沙遗址在三星堆的基础上都有更大的发展。

王方表示,自2001年以来,对金沙玉器的玉料鉴定与分析工作,主要有四次,结果表明,金沙玉器材料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等,“可见金沙时期玉料种类极其广泛。”王方说,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数量巨大,现有的测试分析数据还远远不足以呈现金沙玉器材料特征的全貌,因此还需要利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加大对金沙玉料标本的数据检测,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与加强对玉料材质特征的认知。

王方说,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可以看出古蜀玉器除极少数是由外部区域直接输入外,绝大部分的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材料的来源一部分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遗址周围的河漫滩地和山间谷地中采集而来。”

本报记者 王嘉 段祯 制图 申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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