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林/文

成都3000年城址不迁、2000多年城名不变，在世界城市史上非常罕见，充分显示了这座城市旺盛的生命力。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成都”之名，出现在大量典籍和实物之上。那么，从文字学或者书法艺术来讲，“成都”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古人笔下是什么时候呢？历经秦汉、魏晋、唐宋元等王朝，“成都”二字在古人笔下又有什么不同面貌？

秦墓竹简 最早的文字墨迹

“成都”二字最早的书法墨迹出现在《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代墓葬里发现了大量竹简。竹简共1155枚，近4万字，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等10种书籍，记载内容上至商鞅变法，下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堪称秦代的百科全书。这一发现震惊世界，与四川的三星堆一样，“睡虎地秦墓竹简”也入选了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墓主叫“喜”，是秦国云梦县的一个基层官吏。我们可以想象，每天晚上，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在筷子粗的竹简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当天的工作记录。正因为他几十年的勤勉敬业，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帝国崛起。

“成都”二字出现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迁子》竹简的第49枚之上。原文如下：“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大意是：“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的时候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竹简上的“成都”二字，形渐趋方正，笔画亦以平直为多，但转折仍然弯阔，结体规整，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字迹清晰端秀，笔画浑厚朴拙。毫无疑问，与石刻文字、錾刻文字等相比，竹简上的“成都”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

值得一提的是，竹简中出现的是“两个”成都。据研究古文字的山东大学文学院胥润东研究，竹简中“成二都二”字样，即“成”“都”二字下分别有“二”形重文符号，表示重复一遍重文符号以上的字。依照重文符号的原则，“成二都二”有两种读法，分别为“成成都都”和“成都成都”。根据文意，竹简整理小组将此读作“成都成都”。重文符号历史悠久，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文献中更是多见。这一符号的使用可以有效地省工省时省材料，在书写工具不甚发达的上古时代，其作用是巨大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现收藏于湖北博物馆，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成都”二字的书法墨迹。秦简上成都二字的书写，对于成都城市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战国“成都矛” 最早的錾刻文字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在四川青川、荥经、蒲江等地出土的战国秦代铜戈铜矛上，都先后发现有“成都”二字。

1985年，雅安荥经县同心村战国晚期墓出土了一柄带“成都”铭文的虎头纹铜矛，铜矛骹面虎首前端有阴刻的铭文“成都”二字。战国至秦汉时期，荥经是“南丝绸之路”上的边关重镇。考古人员推测，这把“成都矛”应是在成都生产加工，后运到荥经供军队使用。

1987年全国文物普查，考古工作者在青川县营盘乡偶然发现一家农户的割草刀很奇怪。这刀青铜质地，颜色如故，铭文纤细如发丝。经专家鉴定，“割草刀”其实是“吕不韦戟”，文物价值非凡，全国仅出土了4件，而有铭文的只有青川这一件。铭文不仅有确切年代“九年，相邦吕不韦造”（公元前238年），还有“蜀守”“东工”“成都”等字样。这也是至今保留有“成都”城名的、有明确年代的最早实物之一。

铜戈内部两面都有铭文，“成都”二字位于正面铭文尾部，刻铭笔画细如发丝，极浅，无法墨拓。“东工守文”说明此件戈为秦时成都的东工作坊造。秦国兵器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九年吕不韦戟上既有中央官吏监造，又有地方官吏蜀守的铭文，非常罕见。

2016年，在成都蒲江战国船棺墓群的32号墓中，又发现了“成都”铭文青铜矛。这是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成都”铭文青铜矛。蒲江出土“成都矛”墓葬的长方形棺椁形制，与荥经墓葬形制相似，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判断其时代在战国晚期，与荥经虎头纹铜矛时代接近或稍晚。

这三件铜戈上为何都有“成都”二字呢？当时，荥经县位于蜀郡严道县辖区，青川县属于蜀郡葭萌县辖区，蒲江县属于蒲阳县管辖，三件兵器的发现地点当时均在蜀郡辖区之内，而蜀郡的治所地是成都。“成都矛”的面世，证明早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

三件兵器上的“成都”二字书写均不相同，表明它们是由不同的书写者书写的。那么，它们是由谁书写的呢？当时蜀郡设立有“工官”，即官方设立的工厂。专家认为，它们可能是管理这些兵器工厂的官员书写，然后由工匠刻画或錾刻上去的。战国时期，许多能工巧匠迁入蜀地，成都成为重要的制造中心。这些兵器上的“成都”二字，极为相似。有专家认为，这揭示了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史实。

汉代铁器 最早的铸造文字

不仅是兵器，在许多日常生活用品上，也发现了“成都”二字。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省昭通石门坎、鲁甸等地均出土铸有“蜀郡成都”4字铭文的凹字形汉代铁锸。锸是一种直插式的整地工具。铁锸一翼铸“蜀郡”字样，一翼铸“成都”字样。这类带有“蜀郡成都”铭文的铁器，是西汉蜀郡临邛（今邛崃）铁官所属作坊产品的标志。昭通与四川仅有一水之隔，汉代时属益州犍为郡管辖。

此外，在德昌县也出土了铸有“成都铁利”4字铭文的凹字形汉代铁锸。据专家分析，“铁利”应是成都某专门从事冶铁加工的私营作坊的坊名。汉代时德昌属益州越嶲郡（治所在今西昌市）管辖。益州当时的治所均在今四川境内，州治先后为成都县和广汉（郡）。

汉代《李君碑》 最早的石刻文字

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了两方东汉石碑，分别记录了汉代蜀郡李膺太守和裴姓太守的事迹，被命名为《李君碑》《裴君碑》，统称“天府汉碑”。这两座碑当年立于文翁石室，见证成都2000年崇文重教的传统。其中，始刻于阳嘉二年（133年）的《李君碑》正反两面有800余字，其中在旁题中刻有“成都”二字，錾刻，阴文隶书。

关于此碑的书法，碑上的隶书明显带有篆书的风格，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书法正在由篆到隶转变，隶书气度不凡，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佳作。《李君碑》中的“成都”，是迄今最早的“成都”二字的石刻文字。尽管四川汉碑或摩崖等石刻文字发现颇多，著名的如《何君尊楗阁刻石》《樊敏碑》等，甚至有“蜀郡”“巴郡”“临邛”“青神”等地名，但刻有“成都”二字的，仅有此碑。

为什么“成都”二字在汉代石刻文字中如此少呢？有专家推测，可能因为“成都”一名当时还只在官府机构或少数人中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流传普遍使用。与此情况类似的有漆器铭文。两汉时期，四川漆器已风靡中原，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以及朝鲜古乐浪郡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部分漆器上面刊有“成市草”“成市饱”“蜀都作牢”“蜀郡工官”等铭文，然而，独独没有“成都”二字的漆器铭文。

王羲之《成都帖》 最早的名人书法

历代以来，成都二字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甚多，甚至直接就入了标题，如杜甫的《成都府》、张籍的《成都曲》、陆游的《成都书事》《成都行》等；诗句中的更多，如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白居易的“成都新夹缬”，苏轼的“忘却成都来十载”，李商隐的“美酒成都堪送老”等。遗憾的是，这些仅有文字留存，完全看不见书法墨迹了。那么为什么在书法中“成都”二字如此罕见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成都的代名词较多，如锦官城、锦城、芙蓉城、蓉城等，文人墨客大多喜欢这些有浪漫意味的代名词吧，如陆游的《成都感怀诗帖》中，“锦城”就代表了成都。

有哪些全国性甚至具有世界声誉的古代名人写有“成都”二字并流传下来呢？在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古代名人至少有三位：王羲之、赵孟頫和黄庭坚。

“书圣”王羲之书写的“成都”二字，出现在其草书名作《十七帖》之《成都帖》（《成都城池帖》）中。《成都帖》是王羲之写给好友、当时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信中说，以前在京都（今南京）时遇见诸葛亮的曾孙诸葛显，诸葛显说成都的城池、门屋、楼观都是秦朝时司马错所修造的，果真如此吗？王羲之一直想“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无缘成行，却机缘巧合，成为第一个为成都书写市名的书法名家。这份墨宝也流传至今，成为“书圣”留给成都的一笔宝贵财富。

王羲之草书《成都帖》影响深远，“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也以此临帖，由此留下“成都”二字墨宝。在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赵孟頫活跃于诗书画和政坛。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书法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赵孟頫书写“成都”二字，虽是临写，但已不是亦步亦趋地对临，而是对王帖反复摹写后形成的能传其神韵的再创作，行笔纯熟自然，玉润珠圆，深得王书风骨。

此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书有行书“成都”，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云夫七弟尺牍》。黄庭坚曾贬谪巴蜀六年有余，在戎州（今宜宾），他仿照王羲之兰亭集会流觞曲水的意境，利用峡谷的地形和天然泉水，修建了闻名遐迩的流杯池，邀约文人雅士流杯饮酒，吟诗酬唱，华章传于后世。

书写“成都”2000年，多少人，多少事，皆付烟云中，余下者皆为国家瑰宝，是成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成都悠久历史最直接的见证。

题图“成都”为著名考古学家、书法家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中“成都”二字摹本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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