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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17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水木学者程文银:

国家创新和城市创新各有何侧重?

程文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水木学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青年学者、经合组织(OECD)顾问、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成都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特约专家,长期从事科技创新相关学术与政策研究。

抓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省、市党代会分别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写入未来五年四川及成都的发展蓝图。

那么,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看待重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和“缺芯”困境并存的状况?国家创新和城市创新各有何侧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水木学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青年学者、经合组织(OECD)顾问、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成都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特约专家程文银。

十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由升转降

锦观智库: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程文银: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要求。我们看到,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张,不直接涉及要素效率的提升。十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出现由升转降的转折,劳动力要素的驱动力式微。目前,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已超过50%,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继续扩大投资的空间明显缩小。亟须从要素规模扩张转向要素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不是所有产业升级都意味着科技创新的发展

锦观智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那么,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程文银: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产业升级。第一种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并不必然与科技创新线性相关。我们看到,科技创新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所以,当产业从农业“升级”到工业时会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从工业到服务业的“升级”则意味着科技创新的减少。

第二种是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传统制造业到先进制造业,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就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需要科技创新的强有力支撑。具体而言,从产业链的视角看,科技创新不仅能推动产业链本身的升级,如从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向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升级,还能够推动产业沿着产业链进行升级,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科技创新和共同富裕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强相关”

锦观智库:目前来看,在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科技创新已经发挥了哪些作用?

程文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引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牛鼻子”。高质量发展包含共同富裕、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等多方面的重要内涵。

第一,科技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助力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远程办公、云培训、云销售等数字经济新形式为疫情期间的稳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搜寻成本、运输成本、学习成本等,促进先进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数字技术本身的广阔应用场景进一步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第二,科技创新是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引擎。我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考”,我国正在积极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各领域有序开展产业绿色升级和低碳技术创新。比如去年12月20日我国第四代核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领跑全球;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大规模使用绿色能源,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

第三,科技创新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支撑。高水平开放包括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包括高水平对内和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为双循环背景下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国际合作新格局提供战略支撑,为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核心动力。

在新型举国体制下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坚

锦观智库:近年来我国重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但也出现了“缺芯”的情况,对此,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如果把科技创新看作一个产业的话,它的优势和薄弱之处各是什么?

程文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迅速,发明专利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分别于2011年和2019年跃居世界首位,高技术产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位列世界第12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然而,我国专利申请当中仍存在不少低质量专利,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自主创新还有很大不足。

作为一个地域和人口大国,我国在创新产业的“圈”和“链”中有诸多优势。比如地区之间紧密合作,目前已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世界级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级增长极也在积极建设之中。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产业链完整性在世界是独有的。当然,我国的“圈”和“链”也有薄弱之处。如城市群内部存在一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竞争,互补性、联动性有待提升;我国产业更多位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间而非两端等。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任何产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外产品发生着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最终产品中内含了许多高质量的国外中间品,即来自国外的上游中间品质量较高,使得其最终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包括一些国之重器,如燃气轮机、盾构机等。然而,如果关键的中间品被国外控制,便容易被“卡脖子”,造成“缺芯”困境。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在新型举国体制下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坚。

国家创新要注重均衡,城市创新更需突出长板

锦观智库: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客观评价一个城市(地区)的创新水平?在提升一个城市(地区)的创新水平时,应该更侧重实力均衡还是更注重突出长板呢?

程文银:城市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单元与重要载体。从技术发展驱动力看,可从资本、技术和开放3个方面进行评价。

比如上海就是资本驱动型的创新城市。上海长期以来具有较为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风险投资、民间融资等创新资金支撑体系比较完善,其所构建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对城市群科技创新资金的融集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是技术驱动型的创新城市。北京具备全国顶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所资源,2020年,北京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200强拥有数量排名居全球各城市之首。深圳是典型的开放驱动型的创新城市。它毗邻港澳,在全球化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多年以来已经从适应、利用国际市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外贸出口已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对外投资存量在大中城市排名第一,使得深圳的许多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组织科技资源与要素,并实现本地化的创新突破。

因此,我认为在评价国家创新能力时不仅要整体上兼顾资本、技术和开放3个方面,同时需要考虑各类技术间的均衡性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性。但在评价城市创新能力时,则需要突出长板,结合本市市情找准定位,发挥本市优势重点突破。对成都而言,从成都的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等数据看,成都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更是为其开放提供了战略支撑平台,因此,适合发展为开放驱动型的创新城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尹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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