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中国的生态恢复之路比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艰辛和漫长，而从中总结出来的技术与模式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的新颖性。

  ——引自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记者思考

  10年时间里，会发生很多大事，有时是惊天大事。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科技之手，总会迅速亮剑。从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间，中国科技界在同一地点——四川及成都创造了生态恢复科学领域两个“科技先行”的经典范例。

  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正当长江中下游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时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的刘照光指示学生吴宁紧急执笔，连夜写出了《长江上游环境变迁、生态重建与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并火速上报国家科技部。很快，该项目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0年后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了。5月19日，成都生物所所长、研究员吴宁博士带队深入灾区考察，为灾后重建寻找科技支撑切入点。5月22日，由该所副研究员刘刚执笔，连夜赶写出《四川地震灾后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报告。

  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领导同志，赴成都市彭州通济镇视察抗震救灾工作。吴宁和刘刚向他们呈交了报告。刘延东当即作出批示，万钢也随即作了批示。

  6月中旬，该报告在四川省论证；7月中旬，在北京论证。8月中旬，国家科技部正式立项。四川（彭州）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随之启动。这是大地震后第一个在灾区启动的国家级灾后重建科技支撑项目。

  两个科学的范例，连接成一段仍在延续的绿色历史。

  在西部大开发启动之初，科学技术先领风骚。在四川，国家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的一系列科技支撑项目，主要投放在岷江上游。而实施项目的主力，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10年过去了，从岷江上游到岷江中游，从阿坝州到成都平原，从狭义的地方发展到广义的区域发展，成都生物所越来越深广地介入四川、成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灾后重建，他们将科学成果与成都城乡统筹的思路和办法对接，以“三个集中”为载体进行试验示范，为成都灾后生态环境和新农村的提升式重建，提供了一个值得推广的范本。

  回望历史

  代代科学家不懈跋涉接力攀登

  智慧结晶似绿珠遍缀川西高山大川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一个在生态恢复科学领域积累厚实、建树甚多的科研机构。一代代科学家从这里走出，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川蜀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以刘照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地长年跋涉在四川西部山区。青春和汗水的无私挥洒，为的是摸清四川的植物资源家底，为的是绘制好四川的植被版图，为的是让贫瘠的山体重现绿意。

  历史片段1：1978年8月，在原国家农林部林业总局、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生物所”）和原四川省林业局的共同努力下，成都生物所科学家印开蒲执笔起草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建议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1978年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建立九寨沟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余年过去了，九寨沟不仅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还是世界级旅游风景区。

  历史片段2： 1981年四川发生大洪水后，原成都生物所所长、著名生态学家刘照光等人提出了“大力恢复植被，维护生态平衡”的建议。同年，他和有关同志一道撰写并上报了《四川省植被分区和农林牧合理布局》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停止天然林采伐，退耕还草还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建议。

  历史片段3： 1989年，刘照光主持了《川西北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研究》项目。该项目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正确处理了经济建设与人口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四川省领导评价该项研究成果是留给川西北各族人民的一笔具有历史意义的宝贵财富。

  历史片段4： 1998年长江大洪水。成都生物所紧急撰写并呈交了《长江上游环境变迁、生态重建与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此报告当年就成为“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00年，该项目完成后，刘照光在深化的基础上，又主持撰写了《在长江上游五省市建立生态恢复试验示范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报告具有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在于：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阐述了生态示范工程与国土整治、民族特点、人口布局、环境保护、资源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论。

  之后，他又组织相关省、市科技精英参与的智囊团队，为国家编制出《西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科技行动方案》。在此方案中，首次提出了把四川省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大构想和具体的实施方案。

  刘照光，这位本世纪初就长眠在四川西部大山中的杰出科学家，以他在生态恢复科学领域的远见卓识和造诣，带领科学家群体，不仅为四川、中国西部乃至国家生态建设留下一笔宝贵的科学财富，还甘做人梯，在10年前国家启动一系列生态建设科技项目之际，就为人才的接续作出了深谋远虑的安排。

  历史片段5： 2001年初，科技部依据上述报告制定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国西部典型脆弱生态区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以下简称“十五”攻关项目）正式启动。以吴宁博士挂帅，全面启动了岷江上游地区的生态恢复工程。

  光阴荏苒。今天，老一辈科学家老骥伏枥，继续发挥余热。而以吴宁为代表、以海归博士为主的新一代科学家群体，已成长为四川和西部生态恢复科技领域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在世界生态恢复科技领域独树一帜。

  感受历史

  岷江上游科学布局尺度从小到大

  中国恢复生态学研究在世界迅速崛起

  对这10年，作为四川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科技领军者，曾同时担任两个“岷江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成都生物所所长吴宁研究员，是诸多滋味在心头。

  讲述：如果用音乐来形容这10年的感受，那就是，10年前，我们在国家巨大的科技键盘上，奏出了西部大开发第一部“10年交响”的幕前音乐；1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站在西部大开发下一个10年的入口，为把成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把“成都都市圈”建成西部经济中心和引领西部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而摩拳擦掌时，科技的音符已经荡漾在了这片前途无量的热土之上。

  这10年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更重要的是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10年前，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生态文明等词汇还十分陌生，人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不是“更好地生存”。今天，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已经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虽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初从一份建议书推动国家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到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变为一种国家意志，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的进步。

  岷江项目的技术与模式

  具有世界意义的新颖性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是四川乃至国家的重大需求，我们在岷江上游地区实施的两个“岷江项目”是其重要的科技支撑。在过去的10年，它们留下了一串串历史印记。

  无论是科技部还是科学院在10年前设立的岷江项目，都是瞄准国家生态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来立项的，是国家大规模生态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10年前，人们在西部的植树造林是以木材生产为目的。而这10年的生态恢复，是以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恢复为目的。由于在目标上的变化，使我们的研究与示范都面临了新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恢复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山区，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没有可比性。因为我们必须在生态恢复的同时，考虑到地方的发展与当地群众的致富问题。而且，我们的研究和示范是在十分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以及高海拔地区进行的，例如，岷江上游地区干旱河谷地区的农业发展、林草交错带的牧业发展、亚高山森林的恢复等，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也正因为如此，应该说中国的生态恢复之路比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艰辛和漫长，而从中总结出来的技术与模式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的新颖性。在所有技术和模式上的创新与探索，都实实在在地为国家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保证了国家建设项目在科学的指导下能够持续发展。

  在恢复生态学研究领域

  中国科学家在世界迅速崛起

  由于重视了生态功能的恢复以及当地干部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岷江上游的森林开始茂密；野生动物栖息地开始扩展，10年前已经稀有的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山村的周围；当地群众的收入渠道也开始多样化，从而相应减少了对山区坡耕地的依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岷江上游作为国际上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地区，10年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开展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岷江上游生态问题研究的论文超过了200篇，即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这不仅表明中国科学家在恢复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迅速崛起，同时也表明了国际学术界对岷江上游生态恢复研究的认同。

  述说历史

  恢复生态学研究和实践结硕果

  助推岷江上游森林恢复实现三个转变

  如果说吴宁对中国恢复生态学在岷江上游的研究和实践作的是宏观描述，那成都生物所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岷江项目第三任首席科学家刘庆研究员给出的，就是项目具体的结果。

  他说，岷江项目创建了先进且适宜的森林植被恢复模式和技术体系：亚高山、中山区森林植被快速恢复技术——“复式镶嵌群落配置模式”，保留带与种植带等高交错配置的“大沟模式”，低效林生态改良的萌蘖调控技术，从而助推了岷江上游森林恢复的三个转变：

  → 实现了由造林单一树种（云杉）向多树种的转变，增加了森林生物多样性。

  → 由用材林向生态林、由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的转变、由单一生产服务向生态景观等多功能服务的转变，提高了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如，从松潘县川主寺到黄龙景区的旅游线上，道路旁的山丘已经穿上了“花衣裳”：常绿的针叶树和彩色的阔叶乔灌木混交组成，既恢复了植被，也增加了旅游途中的生态景观。

  → 森林覆盖由慢向快转变，显著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和加快了森林恢复进程，预计使森林成林的时间缩短一半，即，原来的纯林模式：30-40年成林；现在的复式模式：10-20 年成林。10年来，使示范流域森林覆盖率提高了30%以上。

  另外，针对岷江上游干旱河谷陡坡开垦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以及土壤贫瘠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构建了河谷坡耕地水土保持型农林复合经营模式。为岷江上游的退耕还林和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解决了退耕还林后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不减少，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好评。

  他认为，岷江项目实施10年来，对岷江上游的生态建设还带来了三个层面的变化。其一如上所述，还有两个变化是：

  ▲ 促进了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转变了森林恢复的模式与思路。

  ▲ 基于对岷江上游亚高山人工林可持续更新的长期观测研究，从政策层面为国家的人工生态公益林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一建议不仅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批示，《科学时报》于2009年8月14日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创新历史

  1998年历史情景2008年重现

  危机时刻彰显科技先行之挽澜之力

  在这个世间上，总有很多巧合发生。有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在本文的开始，已经提到这个“巧合”。

  《长江上游环境变迁、生态重建与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四川地震灾后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是成都生物所在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两大历史背景中，谱写出的两部科技“前奏曲”：第一个是长江大洪水抗洪救灾最紧要的关头，第二个是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最波澜壮阔的时刻。

  1998年以来关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故事，本报追踪讲述了近8年时间。当西部大开发下一个10年的扉页刚刚翻开，一个新的历史故事就已经在成都开篇：汶川大地震后，国家第一个灾后重建科技支撑项目——四川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落户成都市彭州。

  吴宁说，大地震发生后，受四川省科技厅委托，我们在第一时间组织科技人员多次深入灾区考察。在掌握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灾后重建新农村科技试点方案，并率先提出了“三生技术”（生活、生产、生态）。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的高度评价。“四川省成都市彭州通济镇黄村灾后新农村建设科技试点”被列为国家科技部、四川省科技厅大地震灾后重建特别支持的科技支撑项目，也是国家、四川省及成都市三级共建项目。

  这个建议报告，是我们响应国家“科技救灾”号召，针对灾后重建一系列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所科技人员深入灾区调研，形成了近30项建议，其中一项获国家领导人批示，2项被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息综合专报》采用，1项被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采用。

  这些项目建议很多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比如，落户成都市彭州的《四川地震灾后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恢复重建规划》，《高度重视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工作的建议》等，为灾后生态恢复重建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汶川大地震千年一遇，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也是空前的。因此，这一批创新成果使我们在恢复生态学研究领域上到一个新台阶，走向了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深广的层面。

  题图由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