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拂柳，微光向暖。又是一年春好时，人间四月，草木更新，茶香氤氲，饮正当时。寻常百姓家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墨客间则讲“琴、棋、书、画、诗、酒、茶”。自古以来，茶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不仅仅代表着一种传统的饮品，深远的生活诗意和厚重的历史底蕴，让茶成为一种“文化”。茶圣陆羽曾说：“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中国茶的讲究，从对茶叶色、香、味、形的精挑细选开始，然后则是用水的清、轻、甘、活、洁、冽，最后，作为“茶之父”的茶器在茶艺活动、饮茶过程当中，更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陶瓷、金属、漆器、玻璃，饮具、煮具、贮具……从川蜀名窑，到如今的茶具文创，成都茶事发展的千百年间，茶具也在蜀匠巧思之下不断更新迭代。

古时茶具

为茶事量身定制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西汉辞赋家王褒的《僮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到“茶具”的史料。这也成为“茶具”这一概念最早就出现在成都的一条切实佐证，表明那时在成都地区已经拥有专用的茶具。家有客来时，便使用器具烧水煮茶，分杯陈列，饮完茶后，则仔细将茶具洗净、收藏归位。先前，茶更多地作为食材、药材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而到了西汉以后，茶越来越多地进入宫廷、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家中，作为消遣待客的饮品，于是，配套茶具的兴起和发展也成为一种必然。

唐朝时，中国茶的发展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峰——饮茶上，有“煎茶法”的发明；制度上，有茶税、榷茶、贡茶与茶马互市的诞生；文化上，更有茶圣陆羽与《茶经》集茶道大成式的出现……

伴随着茶业的兴盛，成都出现了许多观赏、使用和文化价值极高的茶器茶具。“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各大民间陶瓷窑场空前繁荣，形成了唐代蜀茶茶具制造的集中地，各类茶杯、茶罐、茶碗、茶壶、茶盏、茶碟等饮茶和储茶、制茶用具大量生产。

到了宋代，主流的制茶饮茶方法逐渐从“煎茶”向“点茶”转变，“斗茶”这种娱乐性质的茶道文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在《中国风俗辞典》中，还有关于当时“茶令”这一风韵雅举的记载：“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或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随着茶艺活动的花样不断增多，相应地宋时茶具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譬如，由于斗茶比的是茶汤颜色与汤花浓度，因此为了使得茶具与茶汤黑白相映，对比鲜明，不像唐代偏爱素雅的越窑青瓷，当时的人们更加青睐深色茶具，福建建窑的黑釉瓷备受推崇。也是从北宋早中期开始，受到建窑黑瓷茶盏的间接影响，四川盆地涌现出广元窑、金凤窑等大量黑瓷生产窑场。虎皮纹瓷碗、玳瑁纹瓷碗、酱釉瓷铫子、黑釉兔毫盏……历经千年埋藏，当那些造型古朴厚重、釉质肥厚莹润的黑釉瓷茶具出土的瞬间，风雅宋人杯盏间的谈笑风生跃然眼前。

“新采，拣去老叶及枝梗碎屑。锅广二尺四寸，将茶一斤半焙之。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撤入筛中，轻团挪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在明《茶录》中，作者张源如此记述“造茶”过程。明代开始，制茶工艺上，前期仍流行“蒸青”，到了中后期，出现“烘青”“炒青”工艺新创并逐渐发展成熟。

茶道形式上，到明中叶时期，化繁为简、追求本性真味的“泡茶道”成为绝对的主流，于是，因宋代斗茶而兴盛的深色系茶具也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白瓷、青花瓷茶具取而代之开始流行。正是这时，景德镇作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生产出大量类型多样、形态各异的精美茶具，其中，青花瓷和彩瓷茶具成为当时受到极大推崇的饮茶器具。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又新出现了使用陶器茶具的风潮，其中以紫砂壶最为出名。不吸茶香，不损茶色，紫砂壶拥有着天生优越的宜茶性。在四川，晚明至清初的宜兴紫砂茶具异军突起，几乎占据了茶具的半壁江山。仰赖着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四川的会理、泸州、雅安、乐山、大足、荣昌、彭州等地生产出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土青花茶具和土陶茶具，有着“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美称的荣昌窑紫泥茶具即是其中典型。

盖碗茶

成都茶馆中的代表性文创IP

从唐代以前，茶饮茶艺多局限于上流圈层；到宋代，茶逐渐走进市井烟火；再到明清，街巷中茶坊广布；如今，茶已经贯穿人们生活中的种种场景——家庭茶饮、工作茶饮、社交茶饮、文化茶饮，不同功能和价值的需要，让茶饮的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不断拓宽，茶具的设计生产与文化创意创造的形态愈加丰富多彩。

“一城半茶客。”成都，是全国茶馆最多的地方。早在民国初期，成都茶馆已达454家。而如今，成都的老茶馆依然守候着市井生活的人情味。走进茶馆，便会看到一派逍遥自在，自得其乐的景象。喝茶、下棋、擦皮鞋、掏耳朵、摆龙门阵……各种各样的花式耍法，与城市悠闲自在的气质相互呼应。

在成都的老茶馆里，最为经典的传统茶具当属由“茶碗”“茶盖”“茶托子”三件套组成的“盖碗茶”。这一如今被我们所熟知的“盖碗茶”器具，原始形态发源于唐朝的成都，后又经过成都人的创新改良。“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抚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者。人人为变，用于世。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在唐人李匡乂的《资暇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明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惯于使用的漆环茶托，便是由当时生活在成都的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发明，而后推广流行开来。

在茶托之后，成都人又创新性地加上了茶盖，既可以滤动浮泛的茶叶，又能在盖上茶盖时对茶进行保温。于是，茶铺中的成都人手捧一盏茶碗，用茶盖轻拨茶汤的悠闲姿态，便成了成都印象里安适生活的灵动一角。然而，盖碗茶并不只存在于成都的大小茶馆中，以盖碗茶形态为基础的衍生文创产品，也不再局限于茶具本身：与火锅“跨界联动”，与大熊猫多次“合体”，与川剧脸谱完美结合……盖碗茶本身已然成为天府文化与成都文创的代表性IP。

窑址焕新

文创再现陶瓷工艺经典

唐宋时期的四川成都，在社会安定、物产丰盛的环境背景之下，人丁十分兴旺，商业贸易发达，富甲天下。陶瓷和茶具制造方面，此时的成都名窑辈出、名品纷起。

始于南朝，窑火延续800年的邛窑，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众多陶瓷器的出土再次“一醒惊世”。如今，围绕着十方堂遗址，邛窑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建立，游客在此可参与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多元化体验。

在蜀地的另一边，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脉交接的地带，今彭州市磁峰镇，宋代磁峰窑所生产出的白瓷产品胎色洁白、胎质坚致细腻、胎体轻盈，加之光洁润泽的釉面、流畅工整的纹饰，让磁峰窑白瓷享誉天下。时至今日，依托优秀的传统陶瓷文化和茶具工艺底蕴，彭州依然吸引着众多的陶瓷行业企业家在当地投资建厂，千年窑火几经风雨得以延续。如今的彭州白瓷，还结合了广东、江西等地工艺，延续了宋代陶瓷文脉，以现代、科技、艺术相结合多元化产品呈现，且形成西部较成规模的聚集型陶瓷产业园。

在众多彭州白瓷的现代文创中，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获“2018金熊猫创意设计奖”铜奖的“天彭牡丹茶具”勾勒了牡丹的形状，在白之外，没有增添任何其他颜色，保留了白瓷本身的至纯至净，体现出传统派彭州白瓷茶具文创的典雅气质。

以萌态风格为主打特色的熊猫元素茶具，也成为彭州白瓷茶具文创的经典形式。“熊猫印象”则将熊猫爪子和耳朵的形状运用到盖碗上，让素雅的白瓷平添一份巧妙灵韵。从越南岘港到美国奥斯汀会展中心，这件“熊猫印象”还走出成都，走向了世界，不断在国外高端活动交流中展出，体现着天府文创的魅力与活力。

另一件“洗脑壳”杯，则是将陶瓷与玻璃材质搭配，造型上简约可爱，功能上方便“茶颜观色”。在茶饮与潮流文化深度融合的今天，“洗脑壳”这一幽默的非遗文创体现出新一代“茶友”的独特个性，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博物馆文创

茶具融合传统文化

如果说从传统陶瓷古窑中的茶具文创里，我们能够欣赏到更纯粹的工艺之美，品味独具风韵的蜀人匠心，那么，博物馆里的文创茶具则成为天府文化的集合载体，通过融入丰富多样的主题和元素，描绘出中华传统文化与成都城市风采的不同侧面。

去年，“空明流光——宋瓷·五大名窑特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启，引发一场宋式美学风潮。观展之余，成博也推出了一系列轻灵雅致、质感高级的瓷器文创，其中，一款“禅茶执壶套组”格外引人注目。淡雅柔和的月白釉面，给人以视觉上的清透凉意；一柄瓜棱形、圆鼓腹执壶，结实的壶嘴与流线型的把柄相互呼应；两只茶盏，造型不一，呈现出轻盈灵动、纯粹自然的生活气息。

2021年，成都博物馆还曾联动高淳陶瓷，为“这礼是成都”文创大赛设计了“古今融合茶具系列”，并将设计作品转化为文创产品，打造出一系列大赛联名款。该款茶具以成博馆藏“清同治黄地粉彩蝶纹瓷花盆”为创作灵感，参考多处清代文献与图样设计，运用大量黄金色与镀金工艺，彰显雍容华贵，搭配骨瓷釉上彩工艺，让茶具表面的蝴蝶形象栩栩如生。同时，茶杯杯身下半部分呈现出大海的景象，有着天府元素代表——太阳神鸟乘风破浪。整套茶具尽显古蜀历史与现代时尚的交织，古今审美的融合。

杜甫草堂这座景致典雅、诗意盎然的西蜀园林里，在古派建筑与苍翠深林映衬下，饮上一盏幽香清茶，仿佛是再适宜不过的雅事一桩。来自杜甫草堂的文创茶具，更是在材质、造型和纹饰上有着各种独特精巧的设计。将草堂花径尽头内墙上雕书的“草堂”二字嵌入天青胎体的“草堂青花杯”，莹润通透间映出诗圣故居的静谧；在白净杯身上绘以滔滔波浪，点缀腾飞鹭鸟的“沧浪杯”，有着杜诗《狂夫》中的风骨气节；在“草堂三景入茶具”的草堂旅行套杯中，包含一壶、二杯、茶盘、茶夹、茶巾等多件配套器具，其中可见疏风竹林、红墙花径，千分幽清与十足雅韵尽藏于此。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实习记者 王茹懿 成都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