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这一重大论断，将中华文明置于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从而准确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人类文明的民族特征。

昨日起，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66亩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这一全新文博打卡地势必再次掀起一场古蜀文明的关注热潮。

从4500年前的悠悠宝墩，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再到3000多年前的璀璨金沙……古蜀文明拥有漫长的历史，既具备鲜明的文化个性，以宝墩古城、高山古城和郫县古城为代表的8座史前古城遗址群，又有力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三星堆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遗址以及出土的各种精妙绝美的金器、青铜器和玉器，不仅彰显了古蜀文明在数千年前达到的高度，更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华大地其他区域文明的联系，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及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

古蜀文明如何印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大特性？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之前，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考古学家卜工，为读者解密这些问题。

中华文明星空中 璀璨一颗星

对话嘉宾

王巍，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星堆遗址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文物“活起来”

民众看得懂、有兴趣、受教育

记者：请问您对新馆有何期待？

王巍：我上大学时就对三星堆很感兴趣，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遗址，有很多独特的文化现象。

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工作，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风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个单位承担发掘任务，联合39个科研机构展开多学科结合研究。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无论工作理念、工作方法，还是采用的科学技术、出土的珍贵文物以及获取的历史信息，都是践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有益尝试，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考古学的一个样板。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的文物如何“活起来”？除了专业人员研究阐释外，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本身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文物“活起来”就要让民众看得懂、有兴趣、受教育，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我期待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像三星堆遗址一样，成为文博界的一个样板。

中国青铜文明

“百花园”的绚丽花朵

记者：不久前你去了成都宝墩遗址工作站，宝墩文化被誉为古蜀文明的摇篮，您对此如何评价？

王巍：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最初的阶段。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文明的高峰其实都是因宝墩文化这一摇篮孕育的。在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展厅，我们能看到宝墩文化的发展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中感受古蜀文明。

记者：20世纪90年代，宝墩古城等六座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群的发现，为人们想象三星堆之前的成都平原文明提供了考古学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宝墩、三星堆相继被纳入其中，成为长江上游区域文明研究的重要实证。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搞清其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机制、特点，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世界文明研究的贡献。

宝墩、三星堆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它们和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璀璨的一颗星。

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是中国青铜文明“百花园”中绚丽的花朵，向国人和世界展现出中国青铜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同时也为研究中原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区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种一体化的进程，还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蜀文明

印证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

记者：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意蕴深刻，引人深思。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如何体现这五个特性呢？

王巍：在4000多年前的宝墩时期，长江上游地区已进入到初期文明阶段，区域性的文明开始出现。夏商时期的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金沙，展现了古蜀文明连续的过程。而古蜀各个时期以蜀王为中心，族群替换，金沙王国对黄金的重视以及对玉礼器、青铜祭祀用具的使用，都与三星堆相似，体现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创新方面，比如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是分别铸造，再以整体熔接的技术制造完成的，这样的技术虽然在商朝就已经有了，但不普遍。这一点也反映出了古蜀文明的创新性。

对龙的崇拜是黄河流域6000多年的信仰。三星堆遗址出土了10种龙形象的器物，力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同时，三星堆、金沙的玉礼器也是夏商玉文化在古蜀的延续与发展。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其中古蜀文明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容特征。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冶金技术来自商王朝，都有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器制度，这些先进技术和制度都是从长江中游传入的，说明古蜀文明虽是一个区域文明，但同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令自己不断更新。

最后要说的是，三星堆、金沙出土的器物几乎都是与祭祀礼仪有关的青铜器、玉器，却鲜有兵器出土，这一点说明古蜀王是通过信仰体系来实现统治的，可以一窥古蜀文明的“和平性”特征。

交汇融合 成就古蜀之光

对话嘉宾

卜工，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和《历史选择中国模式》《礼证中华》等

蚕丛在拓荒

鱼凫到高峰

记者：在您看来，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古蜀文明呈现出怎样一种发展状态？

卜工：很多人都熟悉李白那首《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和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的两位。以前五代蜀王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但通过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古蜀国“五代蜀王”都能找到对应的历史节点。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宝墩遗址对应的可能就是初代蜀王蚕丛，而三星堆遗址对应的则可能是鱼凫。这样来看，蚕丛可能是古蜀文明的拓荒者与开创者，而鱼凫时期古蜀文明发展到了高峰期。

宝墩文明和三星堆文明在文化上存在延续性，这在考古领域是公认的话题。宝墩遗址出土了一根长约1.04米的象牙权杖，这根权杖与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出土的金杖，在形制上非常相似。三星堆出土的绳纹花边口罐、喇叭口罐、宽沿尊、盘口尊、敞口圈足尊、浅盘豆、高圈足等，都是宝墩文化中的典型陶器。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说三星堆文明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宝墩文化就是滋养这棵大树的土壤。

至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其年代大致在商周之际到春秋前期，其中黄金面具、青铜立人等无疑是典型代表。至此，古蜀文明从宝墩古国到三星堆、金沙王国的历史进程就清晰地呈现出来。

“文化统一”的

典型范例

记者：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鲜明的个性与创新。

卜工：实际上在夏代及以前，中华大地上就有许多区域文明出现，其中一些的规模到高度并不逊色于中原文明，比如神木石峁古城、石家河遗址、宝墩遗址等。用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早期中国是满天星斗，百花齐放。

三星堆文明作为古蜀文明发展的高峰，它的青铜器是古蜀礼制的集中代表。从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可见三星堆文明与中华文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典型的如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太阳轮等，又反映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拥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传统，全面发展，这在早期中国的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创新是一个文明前行的重要推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唯一存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与它不断从区域文明中汲取优秀文化，并转化为创新发展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三星堆作为中华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同样也为中华文明的创新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记者：古蜀文明在统一性上有着怎样的表现？

卜工：在古代，因为交通原因，要维系一个国家的统一性，不仅需要国家政权来治理，更需要文化上的融合与认同。中华文明在发展中呈现的多元一体，就是对文化“统一性”的有机诠释。具体到区域文明，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就是这种“文化统一”的典型范例。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中，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开发，三星堆与金沙文化可以说功不可没。如金沙遗址发现了牙璋的生产作坊和半成品牙璋，牙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是“古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所产牙璋经贵州到达广西，甚至到了越南北部地区，充分说明古蜀文明的影响力之大、辐射范围之广，有效维护了这些地区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与认同感。

用文化与智慧改变世界

记者：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具备极强的包容性？

卜工：这是毋庸置疑的。文明的交汇融合，成就了古蜀的高度文明。这支文明虽然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身在崇山峻岭环绕之下，却并不闭塞孤立，反而积极与外部交流沟通。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文物中，玉琮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带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陶盉、玉璧、玉璋等与黄河流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铜兽面与长江中游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是文化包容性在古蜀文明中的体现。

记者：您怎样理解古蜀文明的“和平性”？

卜工：爱好和平不等于不打仗，更不等于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古蜀国的军事实力其实非常强。武王征商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牧野奇迹，在这场战争中，古蜀国军队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蜀国虽拥有惊人的军事实力，但古蜀先民却爱好和平。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可以证明当时古蜀人的精神世界极为丰富，他们渴求沟通神灵、希望用文化与智慧来改变世界，但又不热衷于使用武力去征服。中华文明也同样如此，纵观史书，我们很少看到中华文明去侵略、占领其他文明，反而是因为自身文明的高度发达，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让自身的影响力辐射越来越远，越来越大。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在爱好和平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吴亦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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