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七个着力”，概括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来阐释解析，一是历史维度，即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现实维度，即以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抓手，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三是全球维度或国际视野，即在前两者之基础上，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当然，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必须是以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为前提。

历史维度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多少次浴火重生，多少次凤凰涅槃，其不息不灭者，必有缘由所在。根本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总结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此五种特性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为中国特色之“特”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成长优化的制度框架，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充足的现代性营养。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适合本国国情，强调制度的本土性。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黏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文化之传承、文脉之赓续，必须依托于具体之制度。制度乃文化之表象，文化为制度之实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之核心要义，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现实维度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体现在话语体系的建设和话语权的掌控上。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站起来解决了“挨打”问题，富起来解决了“挨饿”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西方大国凭借其历史形成的话语权，用西方的制度模式和价值标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曲解和非议，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歪曲中国的形象，甚至改变中国的方向。话语权成了中国发展的短板和掣肘，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即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舆论场的风清气正，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不断强化其基本载体，需要通过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巩固其正确之方向，以期凝聚起十四亿多中国人昂扬澎湃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注入蓬勃进取的精神动力。

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鲜明的事实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揭示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全球维度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郑重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提了出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亦即如上文所说，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重大历史背景之下，开辟“两个结合”的全新道路，在新时代创造出中华文明新的历史；二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亦即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30年前，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其后来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预言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亨廷顿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论”颇有影响，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文明不分高下，历史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文明冲突”，其实质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对垒，甚至是“野蛮”与“野蛮”的战争，而不是不同地域、文化、政治等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不同文明特征之间的冲突。

辨别“文明”与“非文明”的根本依据，就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凡是有利于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无论是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等，都是文明的；凡是不利于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则都是非文明的，甚至野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世界性价值和历史性意义之根本所在。

只要我们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就能够防止三人成虎，也不会疑邻盗斧，也就不会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理念，恰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精髓，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性”之体现。

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始终贯穿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作者：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