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成都画院结束的《暗香——魏学峰写梅展》上，写意梅花作品，为冬日蓉城送上了一缕独特“梅香”。

作为著名美术史及美术考古学家、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魏学峰在秦砖汉瓦的拓片之上，将远古与现代结合，将刻石与用印相结合，将率真与自然相结合，透现出浓浓的文人书风和恬淡浪漫心境。他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将艺术与文博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艺术新路，让文物透过笔墨活了起来。

记者专访了魏学峰，与这位“跨界”学者聊了聊考古与艺术是怎样碰撞出灵感的。

一手书画一手考古

“用当代人的方式回应历史”

记者：您独具匠心地将梅花写于青铜器、汉砖拓片之上，金石器物的古穆与梅花的高洁相互映衬，在当代博古花鸟画中独树一帜。您与博古花鸟画是如何结缘的呢？

魏学峰：出于对文物的热爱和职业的敏感，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收集汉代画像石和魏晋石刻拓片以及青铜器拓片，目前收集量不低于1000件。博古花鸟画创作是我最近几年才开始的新题材。

由于拓片的稀有珍贵，我对其尤为珍视，生怕自己一时率性，将拓片写坏了。在创作之前，我会先将拓片挂在墙上，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来考证其中内容。研究历史和考古，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文献资料，一个是文物资料。文献记载中有失偏颇的地方，文物资料可以作为对历史最为直接的补充和修订。王国维先生提出研究古代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出土文物加文献。

现在我们研究的视野更加宽泛，文化人类学、民俗、美术学，都可以被纳入。内容读明白后，我才会动笔，打草稿，把文字和画面一一推敲，最后才会在拓片上创作。一幅作品，常常会耗费数周的时间。这样的作品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价值。我用这种方式与古人对话，将对古代器物拓片的解读与书法艺术相融合，强化了其中的艺术性，使作品既有古代文化信息的遗存，也有作为当代人对它的回应。

记者：不同于传统金石学家在拓片上题跋，您在对图像进行解读的同时，加入了个人书法的表现形式，使得画面既有画像石原来的历史痕迹，同时也是艺术手段的再现。有人说您的字像弘一大师，中锋行笔，线条简单。您的书法作品远观似出自秦汉时期的远古时代，笔锋古拙，全然不像今人的作品，近看则力度宏厚深透，如果不从书法作品落款处留有的“左笔”二字，很难想到这些书法作品是您用左手书写而成的。用简单的线条表现心灵的符号，这正是您所向往的境界吗？您对书法如何理解？

魏学峰：书法基本的技法是需要有的，但技法太多可能会障眼。笔法、功夫，都是外在的，人生每个阶段的感悟也是有所不同的。或许20岁、30岁的人天天想的是穿世界顶级名牌的衣服，而现在这个阶段的我，粗布粗衣就是最好的。写字亦是如此，不为名利，只写自己。生活很简单，朴实的东西反而更美。看弘一大师的字，最大的感受是“历经之后淡淡的微笑”，没有痛苦和任何的怨，世上最高尚的艺术就应该如此。

美学大师宗白华曾说，“如果不懂中国的书法，你就几乎无法读懂中国的美学。”作为与中国美学沟通最重要的纽带，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体现了空间意识。中国美学的所有范畴在书法中都得到了解释。研究中国书法史、古代书论，你会发现它包含了所有美学的内容，美学范畴内的所有名词都可以在书法中找到例证。最根本而言，中国书法是一种生命形态，每一个字都是血肉筋骨合一的，在书写的过程中表现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受，光有形式和造型，那不叫好的书法作品。

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中国书法极少用色，基本用墨，以浓淡枯湿的变化，在空间中表现画面内容。由于现在的艺术教育体系是西方式的，造型基础为素描而非书法。而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便是书法，展现出线条之美。以书入画，融合历史传统。书法中的线条是心灵律动最好的符号，每一根所表现的内容都可以千变万化。黑格尔也说“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

金石高古暗香来

“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的伟大处得来”

记者：中国拓片技艺历史悠久，为青铜器进行拓片的技艺要求更高。全形拓是各类传拓技法中最难的一种，也被网友们誉为“堪比照相的古代黑科技”。您将梅花写于拓片之上，金石器物与梅花相互映衬，为书画作品注入了历史的厚重感，而拓片根据美学意味，装饰性收藏性更强，堪称文人画杰作。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全形拓吗？

魏学峰：青铜全形拓片从北宋就已经开始，至清代时期，拓片研究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流派，叫金石学派。当时画家开始在拓片上创作，形成一个特别的画派，叫博古花鸟画派。清朝中期至晚期，文人雅士间的收藏与博古之风日盛，直接影响到近代书画、篆刻意境与创作手法的革新，以海派名家吴昌硕为代表的“博古花鸟”逐渐兴起，他将自己的收藏、铭刻、书法和花鸟写意并置于同一画面之中，令其产生既富古韵又有新意的美感。

我将梅花与诗词描绘在了历代青铜器全形拓和汉代画像砖拓片之上，借助金石这种高古的气息，和梅花这种清幽的品质相连，让金石相衬，梅花的清韵显得更加突出。这是文人金石气的一种再现，也是当代梅花创作中的一种新探索。

记者：画像石作为汉代生活最为真实的记录，国外学者把汉画像石誉为“敦煌前的敦煌”，认为是中国艺术最正宗的表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把汉画像石称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鲁迅先生也曾广泛搜集汉画像石拓片，称其“深沉宏大”，如果取材进行美术创作一定会对中国艺术产生良好的影响。您是如何理解书画与拓片结合这种形式的？

魏学峰：对于书画家或者文博专家来说，想要在画像石拓片上创作，并非易事。很多考古学家，他能够把画像石的图像识读清楚，但他们可能缺少书法的创作能力；书法家没有办法准确解释拓片图像，有可能作品出现文不对题的情况。我无疑是幸运的，身兼考古学家和书画家的身份，让我能够在艺术和文博之间游刃有余地研究创作。书画+拓片，并不是1+1这么简单。它需要对拓片进行长时间的研读后，再进行创作，用书画将拓片的那种高古气质体现出来，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我的新博物花鸟画有我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感应和解读。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的伟大处得来，艺术家的生命之流已经灌入了更大的创造力，所以能臻于更高的成就，这是自然到人的精神的一个重心转移。书法最后要欣赏的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书法意象的人格化观照，而不仅仅是笔画的问题。艺术需要“养”，包括你去钻研古代的法帖法碑、玩砚台，其实都是“养”；另外在艺术创作时须得保持童心，保留你对艺术真挚的爱，不掺杂任何功利之目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写字的人很多，总体的写字水平在提高，但鉴赏能力却在下降。古代那些大书法家哪个不是鉴赏家？哪个不是站在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来对文化进行思考？

念天地之悠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相通的”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研究的范围比较“杂”，古代历史、考古学、古典美学、书画鉴定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所涉猎。您曾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合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期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一员，当时给您授课的先生几乎会集了文化界最权威的专家。有机会聆听到朱光潜、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等大师讲授知识，大大拓展了您学术视野。能谈谈您是如何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吗？

魏学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都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代，文人对于诗书画印，无一不通，无一不精。打通中国文化的道路有很多条，你越全面，就会把握得越精深。我曾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十年，当时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教授、文献学和语言学家徐仁甫教授。这些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对我影响至深。现在回想起老先生们的风范，那种气质和执着治学的方法，都是宝贵的财富，永远影响着我。

1995年我到省博物馆任分管学术的副馆长，因为工作原因，得以有机会和国宝相随。亲近真迹和看字帖完全两回事，印刷出来后是有隔膜的。我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看到自己曾心仪已久的大量原作时，其内心震撼无以复加，自然地就会产生“念天地之悠悠”之感。对我来说，有两点很重要，要使自己沉静下来，要对历史做一个追溯。文物是有一种气息在影响着观众，考古有趣之处正是对于未知的发现。你不要认为挖到一件东西就完成了，实际上每件文物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我们要走近它，解读它，与先人对话。

信息还原让文物“活”起来

“博物馆学与传播学结合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记者：我国拥有5800余家各类博物馆，也拥有世界上参观博物馆最大的群体。当今，文化旅游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打卡博物馆也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潮流。作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重要载体，博物馆承担着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使命。博物馆是十分典型的致力于公众服务的公益性机构，观众是博物馆的生存根基和发展基石。“活起来”的核心是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文物如何在展览展示中“活”起来？

魏学峰：“创新展览展示，把文物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是文物“活”起来的重要途径。要把文物自身的信息挖掘出来，这个是“活”起来的关键点。比如一个文物，它可能透出100条信息，我们一般人只解读1—10条，而90%的信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作为文博工作者，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把它的信息激发出来、挖掘出来，同时借助于现代信息传递手段将它的影响力扩大。

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博物馆在展览主题设计和展陈形式上，都应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观众的心理和审美需求。展览的同时还可以组织线上线下的讲座和论坛，从多维度提升展览的传播效能，做到博物馆从无墙到无界的跨越。

博物馆传递的一定是标准信息，通过科技手段让全社会参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现在的三星堆遗址再发掘的考古工作完全是两回事。高科技手段的使用，让考古成为多学科的应用。考古学家只需要在科技考古的结论中进行研究，科技手段帮助文物“活”了起来。

记者：就目前的调查数据来看，年轻人更钟爱有创意、有技术含量的展览方式。国际博物馆协会认为，21世纪的博物馆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的力量、通过教育进行社区建设的力量三个视角，可以将世界变得更美好。对此您怎么看？

魏学峰：建立博物馆网络服务，通过全息呈现、数字孪生、超高清、多传感器融合、AR、VR等新体验技术，连接虚拟与现实，这可以提升博物馆展出的互动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扩大声量、吸引年轻人的全新方式。大英博物馆启动的“收藏在线”是规模最大的在线数据库之一，所展藏品超过400万件。中国的博物馆大都完成了可移动文物的数据釆集，为线上博物馆、云博物馆提供了基础，从而可以打破地域、时间限制，让人们随时“走进”博物馆。

引进和推出中外展览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除实体的展览外，也可以引进或推出数字展览。这样既可扩大交流方式，也可以拓展国际视野。重塑公共性，探索博物馆教育共同体，提炼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点，建立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的公共教育平台，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重要责任。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融入通识教育，把课堂移入博物馆，真正做到“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传播功能的延展也可以广泛地和社区生活美学空间融合在一起，以流动博物馆、社区宣传栏和志愿讲解员等多种形式，实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最大化。

文化的创意赋予博物馆新的生命力。要使展览“火”起来，还需要围绕展览做一些助推的活动。舞剧《只此青绿》，让国人尽知《千里江山图》。三星堆考古直播，让人们期盼三星堆新的展陈。博物馆学与传播学的结合，是博物馆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总之，作为博物馆工作者，我们要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