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面是兴趣，谜底是“风物”

记者：您不是成都人，是这座城市的“他者”，能谈谈您为成都立传的缘起吗？

蒋蓝：1991年我来到了成都，住在东门街。当时很奇怪，这里明明是偏西位置，为什么叫东门街？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少城的东门。我开始熟悉并研究成都，跟我爱读杂书有很大关系。那时我常去九眼桥的书摊买书和看书，接触了不少成都街巷故事，慢慢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只是凭着兴趣，未曾想过要写成都。

2000年前后我正式在成都定居，那时候我在写动物和植物，注意到成都有很多重要的风物，却一直没有研究专著，风物研究在成都十分薄弱。于是我开始从风物的角度关注成都，研究成都的杜鹃、乌鸦、槐树……包括杜甫诗歌中提到的“桤木”。之后我写的《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极端植物笔记》《豹典》等都涉及成都平原周边风物。

风物，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兴趣。2004年我开始在成都晚报当编辑，有关成都所有方面的资料，我都尽量买和读，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去探访成都所有的文化点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成都的历史认识得到了强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恶补”。不过人物、街道、风俗掌故是城市文化中很小的组成部分，那时候我还缺乏更高的整体观去思考一座城市。

说实话，我是到了50岁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在研究成都的城市文化过程里，我读了很多学者、作家的著作，很多研究对我颇有裨益。但我也发现，有很多研究不能“落地”，过于抽象，他们依旧在用西方的城市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城市。怎样在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的模板外，找出一种自己认可且符合成都城市气质的方法？最后我选择的是“人”，把街道建筑、风俗名物通过人的方法来激活。

不是城市志，是文人武士百人“传”

记者：成都2500年的城市历史文化，体量极大，您在写作中是怎么做取舍的呢？

蒋蓝：关于成都的通史基本上都是几百万字的体量，如果我将其压缩成一两本书，那它只能是一个成都简史，这也不是我心目中的成都传。“传”必须是文学演绎，具备高度的可读性。我要从文学的向度去叙述，要有起承转合，要有故事的结构逻辑。同时，我对此书的写作是基于中国古代的训诂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中国的风物研究和西方的博物学研究。我想这对中国的风物写作也做了极大的扩展和创新。

只有对史料非常熟悉，才能写出可读性强的历史传记。我既不能写成文物报告，也不能写成文人故事，这也是写城市传记的作者常犯的错误。自古文人例入蜀，文人虽然重要，但一座城市不是由文人单独支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对文人过度地树碑立传，不能以偏概全，成为一个文人的成都。所以在书中，我讲到很多武人，高骈、骆秉章、丁宝桢、苏廷玉……你读过《成都传》后会发现，我着重讲了100个人的故事，有详有略。举个详细的例子，就是司马相如。我用14000多字来写他，过去我们对他的了解多为文学和爱情故事，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身份却没有得到重视，他用非战争的方式把上百个民族的西南边境纳入了大汉版图。我们过去仅仅称他为“外交家”，实属“矮化”。

还有，前蜀的后主王衍在历史上被称为“亡国之君”，我不愿简单将其定性。从历史上来看，四川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佳时期正是前后蜀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文化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的花苑也产生了……这些跟那时蜀地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有很大关系，我实事求是地将他们对蜀地的贡献尽数写出。我们应该在城市传记里重新思考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也应该在这本书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对苏东坡进行工笔式描摹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正在写作的《苏东坡辞典》和《苏海鲸波：苏东坡传》？

蒋蓝：近20年来汉语领域有“拿来”的几种词典式写作的成品，比如福楼拜的《庸见辞典》、米沃什的《米沃什辞典》等。我写《苏东坡辞典》是以111个按音序排列的词条，完成对苏东坡重大地缘、事件的工笔式描摹，力求对苏东坡进行另辟蹊径的深刻解读。苏东坡的文化成就已不是一个文人的行为，我在《成都传》中也写道：“毫无疑问，千古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文人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中就像一片浩瀚的“苏海”，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后世把苏轼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我认为他更多是中华文化的道德典范。面对诸多复杂的人生处境，东坡身上体现出强大、坚韧、超然的人格力量。即便在最坎坷的时候，家国情怀令他的智慧无处不在。他走过全国70多个城市，可能是中国文人中行路最远的人；他为人光明磊落、公道正派，在70多座城市留下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生命智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