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一生致力于传统绘画艺术的整理、发掘、革新和发展。张大千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其诗、书、画、印、鉴，堪当五绝。徐悲鸿尊其是“五百年来第一人”。1955年，张大千发妻曾正蓉携家人，将张大千留在成都的400多件作品捐献给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如今，四川博物院的张大千藏品达700余件，居全球第一。
近30年来，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遍访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鉴赏过5000多幅张大千作品，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张大千研究学者之一。作为“全世界见过张大千作品最多的人之一”，他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大千世界”？
青城烟雨
独创“泼彩”画法
“张大千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成都居住了近10年，他艺术的重要阶段大都与成都有着密切联系。”魏学峰认为，成都对张大千影响巨大，成都的山山水水滋养了张大千的艺术，让张大千找到艺术理想与方向，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在成都期间，张大千试图从前贤与自然的灵魂中寻找力量，以更大的魄力去力矫时弊，弘扬雄强博大的艺术传统。
抗战时期，张大千曾在青城山生活了3年之久。现在在上清宫，高过屋顶的100多株梅树，便是张大千当年去敦煌前栽种的。青城山的道家文化与清幽空灵的美景，给张大千带来无限创作灵感。张大千在回忆录中称，“青城半万幅自不敢说，一千幅是有的”。这些作品，有的馈赠给青城山友人，有的刻于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石碑有“鸳鸯井”“麻姑池”等十余处。这个半仙似的画家与青城山有着割不断的缘分，他还自号“青城客”。上世纪60年代，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创作了巨幅《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与家人卧游。上世纪70年代移居美国，他又画了《青城山第一峰》，寄托思乡之情。张大千晚年曾写道：“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他晚年常说“看山还是故乡亲”。更重要的是，张大千晚年独创泼墨泼彩就是受到青城烟雨的启发，进而将敦煌与董源的青绿山水、米家山水以及石涛的大写意山水融合而成。
“张大千成为古典画家集大成者，也和成都密不可分。”魏学峰说，当年张大千就是从成都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写生。回到成都后，同样在贲园和昭觉寺整理出部分敦煌临摹画作，并在成都举行了敦煌临摹画展。在成都，张大千完成了其画风由清新俊逸到精丽雄浑的转变，铸就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
当年徐悲鸿邀请张大千到大学当教授，但张大千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开溜”。对此，张大千解释说：“我是‘小人’，只动手不动口。”虽不愿意在学校任教，但张大千却喜爱广收徒弟，传播自己的艺术理念。在成都，他的大风堂门人不下10人，如今，其再传弟子更是不计其数。
敦煌面壁
最重要的转折
说到张大千的艺术道路，就不能不提敦煌之行，这是他最重要的转折。1941年，张大千率弟子等数十人远涉敦煌，谱写了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曲壮歌。魏学峰评价道，对于这样一个浩繁巨大的工程，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来工作。这是在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传统中才有的组织形式，而对于现代文人画家而言，是绝无仅有的。张大千当时已是誉满域内的大画家，为什么要抛弃都市闲适的文人生活，到敦煌去寻梦呢？据他自己说：“谈起敦煌面壁的缘起，最先是听曾熙、李瑞清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唐像等，不知道有壁画。抗战后回到四川，曾听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我一生好游览，知道这古迹，自然动信念，决束装往游。”此外，敦煌经籍辑存会的发起人、书法家、学者叶恭绰先生也婉转地劝过张大千有机会去敦煌一游。
魏学峰说，当年张大千不惜把自己收藏的宋元古画抵押给银行，筹集巨资，带着学生和家人一行数十人踏上敦煌之旅，一待就是两年又七个月。“他首先对敦煌洞窟按祁连山的山系和走向进行编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此外，张大千还用了一种特殊的临摹方法——复原临摹法，完全忠实于古人的笔画、线条和色彩，保留不同时代作品特殊的历史风貌。将壁画转换到纸布绢等材质上，是张大千临摹古代绘画的一次全新尝试。张大千强调要“完全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在对形把握的同时，也对壁画精神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从时代风格变迁来看，张大千以为：“元魏之作，冷以野，山林之气胜；隋继其风，温以朴，宁静之致远；唐人丕焕，其文浓，敦厚、清新、俊逸，并擅其妙，斯丹青之鸣凤，鸿裁之逸骥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颇芜下，说世事之多变，人才之有穷也；西夏之作，颇出新意，而刻画板滞，并在下位矣。”
魏学峰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张大千踏上敦煌之旅的这二十年间，他已从一个学艺者变成了传统派的大家。他意识到，自明清以降，不管把自己的技法历练得如何纯熟，都不能与同时代的传统派画家拉开距离，如何把传统文人画家的水墨画风与职业画家设色精丽的画风相调和，进而找寻艺术的源头，这才是促使他敦煌之行的根本原因。
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之行，载入中国绘画史册。两年多的敦煌面壁，不仅让他画风从此变得雄健，成为艺术生涯的转折，也令他生出“西洋画从此不足以骇倒中国画坛”的豪迈。在敦煌的两年零七月里，张大千临摹了276件作品。不过因为时间紧张，很多都没有完成。在张大千家人捐给四川博物院的文物中，临摹初唐《南无观世音菩萨》是一件罕见的完成稿。这幅作品既再现了敦煌壁画原有的高古厚重，也流露出文人画的清雅，堪称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中的精品。
东张西毕
东西方绘画的峰会
张大千和毕加索，分别代表东西方绘画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的世纪会面也成为一段佳话。魏学峰生动地讲述了当时他们会面的传奇故事。
1956年夏天，已经移居巴西的张大千，应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之邀，到巴黎举行个展，展览取得空前的成功。听闻欧洲最厉害的艺术家是毕加索，个性豪爽的张大千便想托人引荐。“张大千向巴黎市长以及留法多年的中国著名画家赵无极等人，都提出和毕加索见面的想法，但是很多人都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张大千当时也已在西方引起不少关注，如果在拜见毕加索这件事上吃了闭门羹，丢的岂不是整个东方美术界的面子？”
魏学峰说，颇有些江湖气息的张大千并不在意世俗看法，自行前往毕加索在坎城附近的别墅拜会。那天，毕加索正在举行化装舞会。毕加索问张大千到巴黎做什么？张大千谦虚地说学习艺术。毕加索就感慨：你们到法国来学什么艺术呢？世界上最懂艺术的是中国人和非洲人。张大千登门求见，两人相谈甚欢。正是在这次会面时，毕加索赠送给张大千一幅《西班牙牧神像》当作纪念。后来，张大千也回赠了一幅精心绘制的《墨竹图》作为回礼，墨竹一浓一淡、一张一弛，独具东方审美意韵。张大千还题上“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的上下款。这次东西方大师的会面被广泛报道，并最终形成“东张西毕”这个分别代表东西方大师的称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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