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焕发生机的中国，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车南林教授撰写的《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因应了国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重大主题，以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为起点，回溯了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发展历程，观照了中国广播电视在传播主体共振能力、传播渠道竞合能力、传播内容制作能力、传播受众定位能力、传播效果测评能力以及传播环境建构能力等方面的现实，考察了著名的国际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验，并就中国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呈现的部分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对策。
为了改变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被动状态，中央一直强调加强中国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主体，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努力以新兴媒体为突破口，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建设，提升采编播发能力和产品营销能力，构建覆盖面广、信息丰富、技术先进的现代国际传播系。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加强，但是与国际媒体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加之，“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舆论大变化”，中国广播电视亟须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对这些外部动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分析了亟须“提高国际话语权”“应对国际传媒竞争”“共谋合作发展之路”等内在动因。
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通过“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等工程来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传播，促进中国文化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广播电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能力提高，能精准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中国广播电视具有经济属性，其国际传播能力提高，发展国际传播内容及相关产业，发展文化经济，有助于提高中国硬实力。《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同样分析了这些文化和经济动因，并强调了其显著性与重要性。
与过去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依赖传统的技术与渠道相比，如今的广播电视国际传播有新技术、新主体、新媒体、新平台做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ICT技术，多种视频摄制技术，移动直播技术，融媒体中心、全球信息分发网络与系统等，正在为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渠道、内容制作、多媒体发布等赋能。《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不仅详细分析了这些优势，同时强调新技术、新主体将“促进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更便捷、可执行、再升级。”
新型平台是中国广播电视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可绕开的因素。在在线流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盛行的时代，国际受众也转为平台用户，成为平台型舆论场的参与者、体验者，成为交织线上和线下舆论的推动者。对此，中国广播电视整体反应迅捷，纷纷抢滩各种新型平台，CGTN甚至在脸书平台获得了1.2亿的用户，成为全球拥有粉丝量最大的媒体，而抖音国际版TikTok在2019年就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渠道建设一个重要基础。《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深入分析了这些优势，指出基于这些优势，中国广播电视在整体发声能力、新型平台竞合能力、时事新闻直播能力、全球连线能力等方面有显著的提升。
针对中国广播电视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结合国际媒体的经验和中国广播电视的具体情况，指出可以从加强“球土化”“链接化”“产业化”角度着手，提高传播主体发声能力；采用“延伸”和“跨屏”的方法，提高传播渠道的竞争和合作能力；选择“共情选题”、打造“共情弥姆”、强化“共情语言”，提高传播内容制作能力；秉持“用户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迭代思维”“极致思维”“未来思维”“合作思维”，强化“信息采集技术”“预测技术”，区隔“海外Z世代、技术性人群、华人华侨和来华人群的不同需求”，提高国际受众精准定位能力；建构定量指标，提高国际传播效果测评能力。
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核心还在于切实建构良好的国际传播环境。对此，《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也做了一定的阐述，提出要“站到世界看中国”“站到未来的中国看今天的中国”，切实推进“全球中国”思维发展，推进“国际传播”升级为“全球传播”，实现“全民国际传播”“全媒体国际传播”，从“内外有别”转向为“内外一体”，方可取得“全面的效果”。同时，切实执行“大融合”“大传播”“大内容”“大视频”，做好政策制度保障，做好市场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文化科技资源、管理资源的保障工作，才能构建更好的国际传播环境。
总的来说，《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案例清晰，为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该书作者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坚持了“学术利国利民”的原则，切实结合了国家的重大主题，为中国广播电视从事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国家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性的思路。
□欧阳宏生
（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成都大学传媒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