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后，明代与清代的蜀刻本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蜀刻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古籍文献收藏家彭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宋代蜀刻本之所以珍贵，能够成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收藏之一，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本身具备的极高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宋刻本书籍内容丰富，记录全面，为后世打开了一扇了解宋代四川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的窗口，也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在后世，宋代蜀刻本被图书收藏界视作价值不菲的绝妙艺术珍品，也被历史文化学者奉为宋史研究的“宝藏”。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国内保存的宋代蜀刻本并不多。据统计，国内的宋代雕版印刷古籍在700本左右，这些珍贵的古籍被妥善地保存在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如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摩诘文集》《孟浩然诗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张承吉文集》。此外，日本还收藏有《李太白集》。

蜀刻本的珍贵，早在明代时就已经有所体现，当时的宋代蜀刻本就已是“一页值千金”。为何时隔仅百余年，能够“一纸传千年”的书籍就如此稀少且宝贵？这主要还是因为宋末元初的战乱，对四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文化具备坚韧与脆弱双重属性，大量宝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于一旦，文化的断代也让蜀刻本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终明一朝，四川的文化也未能恢复到宋代的高度，但明代的蜀刻本却依然延续了部分宋代蜀刻本的风采。比如书籍印刷依旧精美、部分书籍还留有印工的“印记”，少量书籍仍坚持使用昂贵的麻纸、依然继承了官刻、家刻、坊刻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明代的蜀刻本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革，如明蜀刻本采用的纸张逐渐从麻纸过渡到了性价比更高的竹纸、字体比宋蜀刻本有所缩小、每一页承载的内容变多等，此外，明代蜀刻本在内容上也有所拓展，如生活类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医学养生类的《医要集览》《养正图解》等书籍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明代刻本的文化覆盖范围。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汇入，为四川带来了更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同时也冲击着四川原本的文化基底。清代四川的书籍，多了几分共性，在书籍的呈现上，愈发靠拢当时社会的主流。比如书籍的纸张全面过渡到竹纸，印刷字体转为规整但缺乏个性的“匠体”，单页字体更小、承载内容更多等，从清代开始，四川刻本逐渐分离了收藏品的属性，向着更纯粹的印刷品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名臣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后主持建立了“尊经书院”，丁宝桢主政四川时，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这所书院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名人，包括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等等。同时，尊经书院还主持镌刻了一大批高品质的刻本，据黄海明在《概述尊经书院的刻书》一文中统计，大约99种（含丛书2部，若将子目视为单种计，为119种），1912卷，22703块书板。尊经书院刻书多以经史词章为主，也有少数科技类书籍和反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进步书籍，由于品种丰富，校勘精审，质量上乘，深受士人学子追捧。

此外，成都书局刊刻的《相台五经》《御纂七经》《经典释文》、殿本“前四史”、《新五代史》等一大批经史典籍，字大板朗，刊刻精细，也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过去、面向现在、展望未来。蜀刻本历经唐宋元明清，它不仅见证了四川天府之国曾经的辉煌，也记录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往昔，内中蕴含的文化与智慧，不仅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历史的窗口，更为今人提供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