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瑞 钟声 赵嫚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启发了西方经济学家。其中，增长极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支，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后被布代维尔等学者加以拓展，引入地理空间，用于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超大特大城市在成为区域增长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裂变并演化出较为完整的城镇体系，若干增长点在超大特大城市内部隆起，构成具有成长以及空间聚集意义的增长极内部“极点”——增长“极中极”。重塑或培育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优化超大特大城市空间布局，是超大特大城市成为城市群和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的路径抉择。
做优做强中心城区
增长极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或者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增长中心）。作为超大特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一直扮演着城市极核的重要角色，是城市的人口、经济、文化等高度集中的功能区，再加之其创新能力和区域产业带动能力，其增长“极中极”功能较超大特大城市内部的其他增长“极中极”的能级更为凸显，是“极中极”之核，是“核心极”。中心城区作为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的“核心极”，深刻地影响着超大特大城市内部其他区域功能的发挥和整个超大特大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
当今中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在整个城市经济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根据发达国家超大特大城市发展路径，后工业化时期城市中心人口将经历减少后又重新集聚的现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依然具有一般城市化的内涵，超大特大城市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人群中所占的比重，大都会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大城市中心城区依然是人口的主要承载地，但中心城区相对陈旧的基础设施以及不太合理的规划布局等，使其对人口的吸引力呈下降趋势。对此，有机更新是城市永恒的主题，也是城市保持活力的源泉，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宜业、韧性、智慧、安全的城市增长“极中极”极核底座，是新时期破解“大城市病”的关键所在。
如何做优做强中心城区，使其跨越发达国家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始终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就业和消费场景集聚地，关乎着成都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的盎然生机和增长活力。
一要实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战略，以服务城市发展为指引提升核心功能，完善城市更新顶层设计，因地制宜探索城市更新模式，着眼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城市形象、彰显城市特色，多措并举激发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宜居品质提升、治理效能增强；二要加快城区产业结构升级，聚焦优质要素供给，提升生产生活的便捷度与舒适度，推动中心城区先行引领，突出协同共进，全面做优做强高端要素运筹、国际交流交往、现代产业支撑、文化传承创新、时尚消费引领等核心功能；三要提升中心城区空间品质，借助转型升级、规范整治等方式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以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服务能级提升为主线，聚集高端要素和功能，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动力，发挥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的“核心极”功能。
做优做强城市新区
佩鲁把增长极的实现条件概括为必须要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城市新区的功能定位就在于借助新体制、新政策、新模式，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区，以产城融合延伸产业链使其迅速发展起来，辐射周边区域。城市新区的建设不仅拓展了城市空间，改善了城市面貌，也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新理念，为超大特大城市的能级提升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现阶段，区域协调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依然是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主题，培育区域创新活力增长极，破解超大特大城市辐射力、带动力不足问题，依然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新区作为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的“新兴极”，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人口承载力，还能在不断进行各种超前改革和试验等方面集聚能量，已成为城市强劲活跃的新极点、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点和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
做优做强城市新区，有助于破解超大特大城市动力不足、辐射带动效应减弱、区县域离心倾向加大的难题。所以，建成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的国际化新城区，培育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级”的“新兴极”，对超大特大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要坚持创新驱动、高端引领、产城融合、联动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以思想理念新变化、工作思路新拓展、发展路径新突破，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战略先导，积极整合科技创新要素，积极推进创新驱动与技术进步，增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二要聚焦创新驱动高端引领能力和平台功能牵引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围绕做优做强创新策源转化、国际门户枢纽、新兴产业集聚等核心功能，实现城市新区高起点规划和高质量建设，打造以产业技术创新为主线的经济带；三要协同发展现代新产业，实施滚动开发战略，内外资并重，构建以知识创新为基础，以科技创新服务为保障的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和新的增长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统筹推进科技创新走廊、科学城、创新街区、创新楼宇、科创空间规建管运，持续增强产业引领功能、科技创新功能、门户枢纽功能、生态宜居功能，开辟产业城市发展新空间。
做优做强郊区新城
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出现人口稠密、交通拥挤、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生产成本上升，正外部效应逐步减弱。同理，随着极化效应的增强，规模经济递减甚至转为规模不经济，边际效应降低，超大特大城市的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作为联系传统极核中心和广大腹地的中间区域，能够以某种特定的优势和历史发展路径吸引某类企业集中，参与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循环和区域专业化分工，已经成为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发展成效也成为衡量增长极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方面。
作为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的有效辐射区域，处在梯度产业链核心部位的郊区新城，成了超大特大城市腹地和新区中心的链接区域，是增长“极中极”资源要素向外扩散和外围资源要素向增长极集中的重要区域。超大特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各类要素频繁在增长“极中极”与外围地区流动，进而促使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一要充分认识郊区新城在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的“卫星极”功能，加强产业支撑、强化对外快速交通连接、引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承接现有极核区域转移出来的企业和产业、吸收迁入人口，并将其转化成为新的增长“推进型单元”所在地，成为增长“极中极”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二要把握超大特大城市带动城市全域机遇，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现代文明向乡村传播，做优做强生态价值转化、乡村全面振兴、公园城市乡村表达等核心功能，深入挖掘区域资源，深化人才、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和生产资料转移；三要加快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实践，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禀赋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厚植生态本底，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资源、聚集更多力量，共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四要围绕健全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市政公共设施和县域经济培育设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拓展超大特大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空间。
总之，优化超大特大城市空间布局，促进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应该聚焦分类指导、聚焦增长“极中极”的各极协调互动机理的构建，注重不同时期重点发展的地区、产业转型及其所产生的各种连锁激发效应。这样，超大特大城市增长“极中极”才能形成对大都市圈和大城市群的“新极化”效应和“强辐射”效应的相对均衡，才能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作者：杨继瑞，成都市社科联名誉主席、成都市金沙智库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钟声，成都市社科联（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副研究员；赵嫚，成都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知识卡片
什么是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根据该理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必定且将会在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并通过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影响周边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