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3年，从不同的角度望向成都，都会很容易对这个城市产生超大的印象：

从城市面积来看，这座城市的面积达到1.4万平方公里，超过北上广深这四座一线城市中的3座；

从城市人口来看，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100万，完全符合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定义；

从城市经济来看，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迈过2万亿大关，跻身于全国城市前十……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从“超大”中获益，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规模化所带来的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与此同时，也在某些时候受到“超大”附加的影响——高峰期的拥堵，更大的治理压力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

国际知名城市发展问题专家、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世界的逻辑》(The Ways of the World)一书中认为：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空间特性或差异变得更加敏感，更加重视城市空间特质的细微差异，而这也决定了资本和人才的流动方向。对于城市中的居民来说，这种特质被定义为服务社区、提供普适审美体验，深度黏合社会价值、生活价值与美学价值的空间场景。

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那么，在超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微幸福呢？

远与近

超大城市里的“大城市病”，似乎在国内乃至世界每一个大城市里都存在。定居在郊区的雪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因为家距离上班的地点远，她每天早晨6点多就要起床，在为孩子做好早饭并做好上学前的必要准备后，必须快速出门，赶在7点半前登上地铁，“这样才能确保我在8点半打卡前赶到公司；一旦错过地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都很难按时赶到，包括打的。”

退休职工李山虽然不必忍受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之苦，但他却对社区的资源分配有着自己的苦恼：“现在上了年纪，走远了容易累，就想在家附近活动。如果家附近就能满足养老、购物的需要，那我就太开心了。”

“上学的地方离家更近就好了”“看病的地方离家更近就好了”……其实，类似的愿望也发生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生活习惯的其他人身上。

把人们所需带到人们的身边，是破解“大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让“远”及“近”，是摆在世界各个超大城市面前的难题。对此，新加坡有着自己独特的“解法”。新加坡作为典型的“城市国家”，全国人口近600万，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这座城市里，交通拥堵的情况却很少出现，全年堵车时长仅40小时，平均每天堵车仅6分钟。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将大都市的“远与近”协调得如此高效，主要在于它从城市发展规划的角度，制定了带有环状和卫星新城的总体规划，通过快速交通系统将乡镇与市中心连接起来，借助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连接地铁、公共巴士、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这些交通枢纽也是卫星城的中心，很好地服务了卫星城的功能实现。同时，新加坡积极引入了智能交通指挥系统，围绕智能交通体系，打造出合理、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覆盖网。

新加坡高效的城市立体交通体系，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城市的交通发展。上海为了进一步提高城市交通效率，在积极推进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的同时，也在建设智能交通系统，以便更好地管理城市的交通。该系统包括了交通监控、智能导航、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等多项技术，可以实现交通数据的实时监测、分析和预测，从而更好地指导和交通管理。

在“拉近城市与人的距离”方面，北京推行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接诉即办”改革，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老年人吃饭难、垃圾清运不及时，到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社区医院资源不足等等，都可以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协调沟通解决。

成都作为新兴的超大城市，给出的答案则是一方面大力推进“产城融合”，一方面积极打造15分钟生活圈。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进一步提升土地价值，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15分钟生活圈”则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让居民在以家为中心的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享有较为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商业、交通、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目前，在成都不少社区都实现了“15分钟生活圈”的打造。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成都特别提出打造的未来公园社区，为市民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市中心与商业伙伴商谈完工作，从事新经济产业的刘芸在成都主城区的太平园站乘上地铁10号线，只花费半个多小时，她便来到新津站，一下地铁便是来到“TOD+5G”未来社区公园所在地，步行几分钟，就回到自己的公司。

刘芸说，公司这里入驻后，她也将自己的家安在未来公园社区里，“无论到市中心还是出差到外地，都非常便利，就像住在市中心一样。未来公园社区，或许也将成为破解‘大城市病’、满足居民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方案。”

旧与新

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新与旧的交替。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更新，时光斑驳了墙影，很多老城区的住宅从令人羡慕到无人问津，居住在“老破小”“老破大”中的城市居民，该如何在新的城市发展浪潮中获得自己的幸福感呢？

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区的Bijlmermeer是荷兰最大的高层住宅区，曾拥有13000套住房。1984年，入住率仅为24%，只有在住房市场上别无选择的家庭才居住于此，约80%的居民属于少数族裔。80年代中期以来，社区开始了一些新的改建与建设项目，改善社区的外部条件，如将部分原有住宅改建为托幼、医疗的社会服务场所，新建商场、Ajax俱乐部的足球场、影院等，提高安保强度，Bijlmermeer再度焕发活力。

成都在社区治理上，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道路。典型的例子，是老城区中曾有3个紧邻的小区，基础设施薄弱、设备老化、停车位拥挤等问题相继出现，3个小区的居民都有强烈地盼望着“被改造”。经过居民们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商议，一个“大胆”的方案提出来：把横亘在3个小区之间的围墙完全拆除，打造一个崭新的“小区”。在“拆墙并院”的同时，小区同步启动安全类、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四大类共计20余项改造更新，并在新建的公共空间植入社区食堂、老年空间、社区健康中心等民生服务类产业，为居民解决社区养老、适老托幼等问题。

可以说，从旧到新的变化，正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分与合

时代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形态，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像过去一样，与家族成员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原子化的个体，自顾自的生活，仿佛是城市年轻人最自然的“时尚”。

人是群居动物，毕竟需要合作，当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需要时，能不能获得一种及时、精细化的服务与帮助呢？

在社区精细化治理方面，日本城市社区管理采用政府与社区工作部分分开的模式。政府指导监督社区的建设工作，并且提供社区建设的资金。在日常工作中，以为社区居民服务为出发点，对社区内的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关怀。从各级区政府到社区管理中心都设有相应规模的防灾机构和设施，很多公共场合有醒目的指示，并定期对区民进行防灾演示和演习等。

上海则是加强“一网统管”平台建设，针对超大城市管理中，解决信息分散、管理多头带来的城市治理低效与失焦的问题进行全方位提升。据了解，不少独居老人家中装上了“智能传感器”。在家门、水表、燃气管道等位置设置的这一小小“神经元”，一旦监测到开关门、用水时间、燃气使用等发生异常，就会综合判断老人可能面临的危险，第一时间发出警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收到预警后随即上门核实处置。

2014年以来，成都依托社区网格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微网实格”通过划小划微、赋能做实基层末端治理单元，重塑基层组织动员体系，以多元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效能的治理方式。家里阳台漏水了，掌握技术的网格员会迅速上门，帮忙排查问题；邻居间发生了矛盾纠纷，网格员也会上门进行调解；小区出现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网格员会想办法鼓励协调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即使发生的问题网格员无法单独解决，他们也会上报社区或者其他部门，共同推进问题的解决。

可以说，微网实格的体系，把社区内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合力，让共建共治共享成为社区显著的特点，也让生活在小区的居民收获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超大城市的微幸福，也由此来到我们的身边。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