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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7月25日

苏东坡与安乐坊

宋刻清代拓片 东坡肖像

□蒋蓝

如果一个人听不见大地种子的叫喊,那么这个人同样听不见权力的刀刃切割血肉的声音。这样的“双重失聪者”,在历史上多如过江之鲫。

熙宁八年杭州地区灾荒总算有惊无险暂时过去了,瘟疫却又接踵而至。

对于流行病,苏东坡并不陌生。他在黄州、第一次的杭州任上均有治疫的经历和经验,他是首先抗“疫”再防“疫”,充分展示了他善于统筹治疫的理念和系统治疫的智慧。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刚到黄州,就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瘟疫的恐怖使黄州百姓不敢外出,只能在家里烧香拜佛,而当地官员也一筹莫展,毫无作为。苏轼突然想起,自己的眉州老友巢谷送给他的药方“圣散子”。“圣散子”是专门治疗由阴冷寒湿引发的各种疫病,但巢谷赠送苏东坡药方时一再叮嘱:不要传于外人,苏东坡当时面对长江对天发誓才取得了巢谷的信任。现在看到备受瘟疫摧残的黄州百姓大量死亡,具有济世救民情怀的苏东坡只能“背信弃义”了。他迅速组织人员按照“圣散子”配方熬成汤水分发下去,使绝大部分患病百姓转危为安。

“圣散子”拯救了黄州百姓,加上苏东坡的名人效应,这一灵丹妙药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名医庞安时闻听此消息,就到黄州拜见苏东坡,苏东坡便将“圣散子”传给庞安时,并为庞安时所著的《伤寒总病论》一书作序《圣散子序》,展示了他的观点:

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语也。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可见,“圣散子”是一剂兼具治病与防疫两大功用的良药。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具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担当精神,救人一命,匡护正义,成为士大夫爱民的基本准则。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这与他第一次到杭州担任通判时已过去了18年。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初九日,杭州知州苏轼焦急上奏,称在邸报上看到了皇帝因旱灾严重所连下的两道诏书,“臣近者伏睹邸报,以诸路旱灾, 内出手诏两道。”他希望朝廷立即发放大米,为百姓免除积欠。很可惜,他的奏折并未得到及时进呈。

当年春季,灾后瘟疫在浙江大面积暴发了。病人的主要症状都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重,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就在大家绝望时,还是有奇迹出现:东坡取出一张巢谷赠予自己的圣散子秘方,请杭州宝石山下楞严院僧人按药方配药熬汤,然后分发给病人,奇迹再次出现了,几乎是药到病除。

由于药物较为廉价,适合广为布施,于是苏东坡以此药方,请人用大锅熬煮药汤,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巷尾,布施百姓喝药防疫。

为了更有效地救治病人,平时不注重蓄财的苏东坡又慷慨捐出50两黄金,这几乎是他多年为官的全部积蓄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唐宋时期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约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吊)铜钱=10000文铜钱。北宋时期的1市斤,要比现在1市斤要重,有640克。旧制用的是16两为1斤,所以北宋时期的1两又要比现代的1两要轻,实际上大约有40克。50两黄金重2000克,如果以现在450元人民币1克来计算,北宋时期50两黄金也就是相当于现在90余万元。

这点钱还不够,苏东坡还从公款里拨出2000缗钱(在宋代,1000文钱就是1贯钱,也称为1缗钱)作为治病基金,安排人员在杭城大街上广施舍粥和药剂;同时又于城中心的众安桥北面设立了治病机构,名为“安乐坊”,专门收治家庭穷苦的病人,这一举措让很多穷人转危为安。具体做法是,政府给予一定的钱粮,聘请具有一定医术的道士主持业务。东坡请求给予道士统一的紫色袍服并赐予度牒,这等于是最早的医院工作服了,也是对道人的奖励。单是刚开办的3年之内,就收治了一千多位病人。后来医院搬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医院直到苏东坡病逝时还在运作。苏东坡创立的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到宋徽宗年间,京城也设立了安济坊,成为官立药局,经费由官府补贴,药局的价格仅为市价的三分之一。

在杭州民间,一直流传着苏东坡《施药惠民局》的故事。“药局收到金百万捐赠的银子后,苏东坡又在众安桥和江干两处租房子施药,也叫惠民药局。这样,杭城就有3个惠民药局了,许多染上瘟病的穷苦百姓,靠苏东坡施舍的圣散子得以痊愈,前后救活了好几千人。”(《施药惠民局》,董校昌《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后来医学史公认了苏东坡倡导的伟大发明:“安乐坊”不仅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官民合办医院、第一家官立民助的慈善性质的贫民医院。后来大规模推广实施的“安济坊”医疗救济制度,即肇始于此。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一书里阐释说:“子瞻以谷(巢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由此可见,苏东坡的人品与文品,才是最诚信的时代“药方”。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拥有仁爱之心,恰恰在民众危难之际,是一个“时才”最能彰显本色的第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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