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之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这为各地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勾勒了系统路径。成都要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上实现新突破，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施高效能治理，努力在现代化成都建设新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突破，同样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以国土空间规划
来支撑制度的长期作用
规划既是构成制度的主要部分，也是确保制度能够落实的有力工具。在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成都应坚持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为底图和蓝图，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思路深度融合于国土空间规划，确保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能够有序进行、科学进行、长期进行。
一方面，要坚持系统思维，将城市视为完整生态系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公园城市建设既要遵循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满足生态系统的总体治理要求。在城市发展方向上，既要加快建设“经济区”，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整体协同性，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也要加快建设“生态区”，以公园城市建设为载体，构筑“青山绿道蓝网”相呼应的生态基底，塑造“花重锦官、绿满蓉城”的公园绿境，形成城园相融的公园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空间格局上，要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格局，完善“一山连两翼”空间总体布局，保护公园城市生态本底，保护成都平原良田沃土，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使城市成为“大公园”；在城市发展规模上，要顺应国情实际、树立国际视野，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特点，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坚持以水定城，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约束，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合理控制全域国土开发强度，加快形成符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稳妥把握建设时序、节奏、步骤，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在耕地保护上，要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加强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采取“长牙齿”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要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地保护范围及功能分区，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在规划落实过程中，要加快健全监督体系，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查-实施-监督-评估-预警”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制，确保公园城市示范建设始终向最终发展目标前进。
以绿色发展转型
来发挥制度的引领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高质量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要将绿色转型发展全方位贯彻至城市的生态、生产、生活领域，加快探索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相融共生的新发展路径。
在生态方面，要着眼构建城市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公园体系、生态系统、环境品质、风貌形态，将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此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城市设计，统筹协调新老城区形态风格，在老城区注重传承几千年文化历史沿革，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传承“花重锦官城”意象，提高城市风貌整体性、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
在生产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绿色循环经济体系，围绕绿色农业，大力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上，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增强根植性、核心竞争力、区域带动力；在服务业发展上，要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指导制定行业相关绿色标准，引导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在生活方面，推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宏观层面，要加快完善城市内部空间布局，调整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比例，促进工业区、商务区、文教区、生活区及交通枢纽衔接嵌套，推动城市内部绿地水系与外围生态用地及耕地有机连接；在微观层面，要以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社区、绿色家庭为抓手，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树立简约适度、节能环保的生活理念，鼓励绿色消费，推广节能低碳节水用品和环保再生产品。
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来确保制度的内生作用
由于公园城市兼具城市和公园双重属性，在推进公园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的经济利益与城市保护的生态利益的关系将是首要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加快探索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确保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始终具有较强内生动力的根本前提。
一方面，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挖掘释放生态产品价值。在总体路径上，要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机制支撑上，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形成目录清单，构建行政区域单元生态产品总值和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建立反映保护开发成本的价值核算方法、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机制应用上，要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供给方与需求方、资源方与投资方高效对接，引入市场主体发展生态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开发环境敏感型产业，探索用能权、用水权等权益交易机制。
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补偿原则上，要坚持生态保护补偿力度与财政能力相匹配、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衔接，按照生态空间功能，实施纵横结合的综合补偿制度，促进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利益共享；在补偿方式上，要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在补偿模式上，要逐步探索统筹保护模式，生态保护地区所在地政府要在保障对生态环境要素相关权利人的分类补偿政策落实到位的前提下，结合生态空间中并存的多元生态环境要素系统谋划，依法稳步推进不同渠道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统筹使用，以灵活有效的方式一体化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益。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区域与城市经济创新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