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丹凤

在小镇戏台上，胡琴和梆子咿呀，演员们联袂登场，一位西方摄影师拿着相机在我身后踱步，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我转过身来，他却按下了快门，于是，这瞬间里戏腔和镁粉都在空中化作烟尘，他留下的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一位读者穿越时空，看见了“自己”

摄影大师布列松说过：我能用一张照片抓住某件事物的精髓。1909年，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罗林·钱伯林，作为“东方教育考察团”的成员来到中国，在都江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偶遇一台地方戏正在上演，于是悄悄举起相机。两年后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照片说明文字是：“台上的演员正在卖力演出，但观众显然对美国摄影师更感兴趣。”钱伯林也是用一张照片抓住了一件事物的“精髓”：如果说在彼时彼刻，相机代表着现代西方，戏台象征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张照片便成为西方与东方相遇历史之一瞬。一瞬成隐喻，多少微妙、隐秘而复杂的“互视”表情在此定格。

文化人类学学者罗安平教授，在《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一书的开篇，经由钱伯林的这张照片，开启一本杂志与一个地方的相遇故事，分析这些故事背后的跨文化眼光。从1888年创刊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国家地理》持续记录、书写着它眼中的中国。《戏台与相机》将《国家地理》的诞生与成长放置于西方海外大扩张黄金时代的“落日余晖”中，在这抹余晖里，杂志有关中国的300余篇报道投射出东西方互为镜像的起起落落。而在多重镜像中，中国西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意义，成为《国家地理》中国展厅里备受青睐的聚焦点。什么样的地缘意义呢？罗安平教授认为，西南地区既是西方列强的角逐地带、探险圣地，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异域之地，因此她把全书重点放在“西南一隅”，梳理了关涉西南形象的四重主题，即植物采集、西南道路、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

第一个主题“植物采集：异域绽放与花卉王国”。跟随福雷斯特、威尔逊和洛克这3位“植物猎人”的采集之路，读者们领略到20世纪初西南的生态与人文之美。比如威尔逊写道：“在我心目中，珙桐是北温带植物群里最有趣和最漂亮的树……花朵由绿到白，再到褐色，当微风轻拂，它们就像一只只大蝴蝶在树上飞舞。”类似这般浪漫的表述见诸全书，美丽西南的意象也在读者面前渐次盛开。但在积弱积贫的晚清时代，这一美丽意象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丝残酷？另一位“植物猎人”福雷斯特的故事书写了“故事的另一面”。福雷斯特曾经将一棵有着280年树龄的“大树杜鹃王”砍倒，将树干制作成标本运回英国，以昭示他的“发现”奇功。罗安平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一贯温润的笔触带着质询：“当大树轰然倒下时，不知福雷斯特是否有一丝愧疚与惋惜？……树木标本被陈列于不列颠的自然博物馆，领受人们的惊叹之时，它的灵魂是否能够原谅那个冒犯它的野蛮人？”从这句诘问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万物有灵的尊崇，对西方人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征服心态的再检视，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知识在现代知识谱系大切换中“被失语”现象的反思。

第二个主题“西南道路：一点四方与四面八方”。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国家地理》关注最多的是藤条桥、背包客、马可波罗、滇缅公路、野性西部等意象。在这些意象中，“背夫的身影”令人感叹。约瑟夫·毕启在《花卉王国的伊甸园》一文里将中国人称为“依靠背力的民族”，不仅体现出中国人的勤劳、吃苦等品质，同时作为封闭、落后的西南符号，成为中国最具有“东方气质”的象征之一。何谓“东方气质”，罗安平用幽默的笔触列举毕启文章里配的34张图片，其中呈现的除了背夫、江边码头的渔船与渔民、重庆郊外的坟场、犁田的水牛和农民、卖盐的货担郎等外，还有一条条道路：延伸至视线之外的蜿蜒山路、起伏不平的石板路、用竹子制作的悬索吊桥等，它们与福雷斯特、洛克等人在怒江上看见的各类藤条桥、吊桥一道，构成了一个“难以进入的中国”。罗安平认为，一直要等到人类学家拉铁摩尔出现在滇缅公路上，新的地平线无限延展，才能开启一个全新的西南叙事。

第三个主题“生态文明：理想乐土与现世家园”。《国家地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聚焦于香格里拉和大熊猫。香格里拉是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构建的虚拟乐土。记者马克·詹金斯来到现实中位于云南边陲的香格里拉，看到一个古老与现代、朝圣与旅游、宗教与经济，各种意象元素混合共存的现实空间。借助希尔顿的寻找之眼，我们认知到文化是流动而非凝固的，文化持有人是能自我阐释的主体。其次，大熊猫作为西南生态多样性的典型代表，五次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而这黑白之爱的故事不仅是动物的故事，而且是人类与大自然的故事，故事里包含着欲望和隐忍、现实与理想、反思与救赎。《国家地理》的记者与罗安平一样，希望通过关注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生态问题探求人类前进方向上的多样风景与多种可能。

第四个主题是“族群形象：多样文化与多元世界”。正如约翰·伯格说过的“摄影的暧昧”，相机并不是无法撒谎的，它在简化提炼场景之时就饱含着取镜者的倾向。镜头中聚焦的人物，从好斗的傈僳族武士到幼稚的“木里王”，从闯天涯的摩梭女到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女性，作者都在不断提醒读者注意表述者背后“没有历史的人”的存在。

罗安平在书中一再重申人类学者埃科的观点：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两种文化彼此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作者在拆解分析《国家地理》建构西南话语的过程之后，自问：“我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还能隔着多远的距离呢？”

这一问题，或许也是每一位读者可以在合上书卷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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