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2023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近五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时指出，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

常莎表示，在当前的普法力度下，大部分罪错少年都知道哪些属于违法行为，但知法犯法。

犯罪的低龄化趋势引发法律界人士及大众对“是否应降低刑责年龄”“用年龄划分法律责任是否合理”的热议。

江宁公安人员@江宁婆婆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我们的立法需要跟上时代。眼下最严重的是，当下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滞后的突出矛盾。

常莎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责任年龄制度采取的是刚性推定，在一些极端行为和极端事件中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处罚力度确显不足。采取一刀切划分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存在一定局限性。这是未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降低刑责年龄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常莎认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迎合了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也体现了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相结合的功能，但法律不能代替一切社会规则，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还需要慎重对待。她认为，导致犯罪低龄化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失，让法律承担教育的责任过于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