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谭楷：作家、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获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创作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让兰辉告诉世界》《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分别获第13届和第16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谈中国科幻文学
科幻文学能够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让我们更加注重往前看、往前走。我们需要科幻，将中国人的眼光牵向宇宙，穿越星空。
中国科幻文学的源头在哪里
成都日报：您从1979年就调到了《科学文艺》，也就是现在的《科幻世界》，可以说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您在新书《银河礼赞——我亲历的中国科幻》中，生动描绘了中国科幻的璀璨银河的升起过程。您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源头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和认识科幻文学？
谭楷：中国科幻文学的发轫，最早要追溯到梁启超与鲁迅。1902年，梁启超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设“哲理科学小说”专栏，推出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当时叫作“科学小说”。1903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了世界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在序言中，鲁迅这样描述科学小说的实用性：“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形式，科幻文学给梁启超、鲁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新奇感。但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并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科幻文学真正开始为中国人熟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上世纪50年代，凡尔纳最著名的“海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后，大量的科幻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内，同时，以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科幻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科学文艺》在成都创刊，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鲜明地举起中国科幻的大旗。几经起落的中国科幻文学终于迎来了春天。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幻文学？有三句话奠定了我从事科幻文学工作的底气。鲁迅曾说，“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他是从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角度来看待科幻文学的作用。鲁迅认为，在那个人人只想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的时代，凡尔纳却描绘出登上月球，潜入深海，探索宇宙这样不同的梦想，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中国人的梦；第二句，是爱因斯坦说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包涵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人类进步”；第三句，是流沙河所说的“没有幻想的人，是灵魂的残废”。我一直认为，科幻文学能够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让我们更加注重往前看、往前走。我们需要科幻，将中国人的眼光牵向宇宙，穿越星空。
科幻文学与科普文学有何区别
成都日报：如您所说，科幻文学打开了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维度。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来说，科幻文学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它与科普文学作品有什么区别？
谭楷：科幻与科普虽一字之差，但区别很大。科普的关键是传播准确而具体的科学知识，不能有一字差错，是事实层面的写作，但科幻不一定要去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它是想象力的产物。
科幻小说的阅读和写作，需要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和知识，对物理、化学、天文等自然科学要有起码的了解。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科幻作家郑文光，就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可以这样说，科普能够为科幻写作和阅读打下基础，培养受众。日本学者岩上治曾说，中国要发展科幻，首先得有一个基础，还得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没有科学普及，就没有科幻的发展，科普读物要先于科幻读物发展。但是，我认为不能将科普当作科幻，杨振宁也讲过，没有哪一位科学家是通过阅读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的作用，就是让读者“大胆幻想”“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更重要的是，科学知识有一定时间性，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如果只去解读具体的科学知识，一旦知识过时，作品也就废了。
美国有400所学校都开设了科幻公开课，专门讲科幻，就是要告诉学理工科和学文科的学生，科幻文学就是一种幻想文学。但我们的起步太晚，最早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有类似的课程。当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科幻课。所以，科幻如果要发展，教育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教育不能束缚孩子，而是要让他们迸发出更多的想象力，让他们更有思想、更有活力。
科幻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规律
成都日报：科幻文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从《科幻世界》的视角，您觉得科幻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规律？科幻文学要持续进步、创新，还需要什么条件和环境？
谭楷：中国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从《科幻世界》这里走向读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所有的科幻文学作者，都在《科幻世界》上发表过作品。韩松的《宇宙墓碑》和何夕的《光恋》发表于1992年，王晋康的《亚当回归》发表于1993年，刘慈欣的《鲸歌》发表于1999年。
在我看来，他们4人各有特点，韩松堪称科幻小说的思想家，他的《宇宙墓碑》展示了渺小的人类矢志不渝的探索，并留下悲壮的记录，透露出一种哲学思考；何夕将爱情融合进了科幻的构思之中，为年轻人所接受；王晋康的写作，始终在关注“生命”这一永恒的话题，他的《生命之歌》，就是源于纪录片展示的在非洲严酷的旱季中，野鸭妈妈们集体抛弃幼雏的决绝之举；而刘慈欣的作品，则深受阿瑟·克拉克的影响。
有人说，科幻文学也是在回应现实。这当然是它的一部分功能和作用，但是，我认为每一个科幻文学的作者，更多的只是想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而并不是想着去教育或者教化谁。科幻文学的创作，同样遵循着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不能带有功利性，必须纯粹一点。那些好的作品，都和酒一样，要埋在“地下”，去经历时间的“发酵”，埋它个好多年再拿出来，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科幻文学如果还想要持续不断创新，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科幻文学，做文学批评。好的评论家对文学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俄罗斯文学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位文学批评家，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作为科幻文学的编辑，我也思考过科幻文学如何才能写得更好。首先，科幻一定会涉及到一个真与假的问题，如何让假的幻想进入到真实的生活，让读者去相信它，这一定是有技巧的，阿西莫夫是怎么做的，克拉克是怎么处理的，应该去研究；其次，我们应该如何把硬核的科学知识融入到小说的情节中，去讲故事；最后，我之前说过，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幻小说是很前卫的。我们如何才能把最新的科学知识拿过来，让它成为创作源源不绝的养料？这些问题，都需要去总结去发现，理论研究要跟上。
谈世界科幻大会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既提供了一个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有利于整合科幻和科技资源，促进科幻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科幻之都”将让成都城市形象更有标识性，科幻全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成都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科幻重镇
成都日报：《科幻世界》和成都相互影响，相互成就。您是成都科幻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成都成长为中国科幻重镇的见证人。能否分享一下您经历的科幻盛会背后的成都故事？成都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科幻重镇？
谭楷：除了正在举办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成都还多次举办过科幻界的盛会。《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国内开展科幻活动最多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占全国科幻活动的比重分别为20%、17%、13%、9%，其中，四川地区的科幻活动基本集中在成都。
第一次是1991年的世界科幻专业协会年会。这场年会被评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当时的协会主席诺曼·斯宾雷德说，这是该组织成立以来最成功的年会。年会在熊猫之乡卧龙进入欢乐的高潮，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幻作家围绕三堆篝火跳起了欢乐的锅庄舞，竟夜狂欢。哪怕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都印象深刻。
6年后的1997年，成都成为“国际科幻大会”的分会场。那一年，《科幻世界》连续4年高速增长，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世界通讯卫星之父阿瑟·克拉克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也发来贺信。此会的最大亮点是驾驶“阿波罗号”和“联盟号”曾在太空“对接”的5名美俄宇航员在北京和成都，实现了“与千万中国青少年的对接”。
第三次是2007年举办的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世界各地的科幻大师会聚蓉城。历经2007年、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拥有这些丰富的办会经验，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成都与科幻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标志性事件就是，有着科幻界“黄埔军校”之称的《科学文艺》在成都出版发行。由此，科幻的种子开始在广袤的天府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在，成都已成长为全国的科幻重镇。
为什么是成都？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认为与成都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质密不可分。从“太阳神鸟”反映出古蜀人特异的太阳神崇拜，到有着“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面具，古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和神秘。
现代成都，科教资源丰厚，拥有65所高等院校、622.3万人才、30余家国家级科研机构、218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科学知识的普及、科技人才和科幻迷的庞大，为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早在2019年，成都就被评为当年的“中国最科幻城市”。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在科幻作家占总人口比例、机构活跃度、科幻会展和主题公园潜力等指标上，成都都拥有巨大优势……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资源禀赋，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相结合，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如何通过科幻让世界认识多彩的成都
成都日报：科幻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科幻刊物、科幻作品是搭建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科幻大会、论坛被认为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成都如何用好这些“科幻”语言，让世界真切感受到城市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
谭楷：前面也说了，100多年前，鲁迅、梁启超等有识之士认为，科幻作品能够培养人的科学思维，激发人的科学力量，正是在他们的翻译和推介下，科幻才进入了中国。
当前，中国的科幻文学要走出去，要让世界通过科幻文学来认识中国和成都，也要以优质的科幻作品为媒。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当时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很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就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4年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但1980年代中期，各地科幻报刊相继停刊，偏居西南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了。从1986年设立银河奖，到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出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最引人注目的科幻阵地。
从《科幻世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科幻作家，成为了今天中国科幻界闪耀的星星。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著名科幻作家，都与成都有着深厚的渊源。通过这本杂志，许多科幻迷成了科幻作家，也孕育了更多关于科幻的故事。当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时，世界也就多了一个认识中国和成都的机会。
除了科幻刊物和科幻文学作品，科幻奖项、科幻会议等，也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载体。比如，以成都申报1991年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举办权为例，其申报过程之曲折、举办效果之良好，堪称“中西合璧”的经典案例。
当时，由于西方舆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会员对1991年世界科幻专业协会年会能否在成都召开表示怀疑。以《科幻世界》杂志社首任社长杨潇为团长的代表团，乘坐8天8夜的火车，前往荷兰海牙，为成都争夺举办权。代表团出访前，精心准备了介绍四川改革开放成果的英文版录像《四川走向世界》。
在这之前，已通过寄照片、圣诞卡、通信等方式，宣传了中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情况，为最终获得举办权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在会场上，代表团精心布置了“中国之角”，展出介绍中国成就的图片、图书、工艺品，大大缩短了中国和欧美各国代表的心理距离。经过激烈角逐，诺曼·斯宾雷德宣布：1991年世界科幻专业协会年会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正在进行，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一群人跨过文化和语言的壁垒，带着对科幻的热爱会聚在天府之国。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用好科幻这门世界通用语言，真实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历史、文化、科技和文明，让世界认识一个丰富多彩的成都。
成都如何推动科幻全产业链发展
成都日报：世界科幻大会还将吸引来自游戏开发、动画特效等产业的从业者。近年来，成都如何推动科幻影视文创、科幻装备智造等科幻产业发展？今后，在科幻产业发展过程中，为吸引和留住人才与创意，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谭楷：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幻场景变成现实，科幻便不只是一种创作文化，还衍生出具有蓬勃潜力的产业形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了科幻产业转型，尤其是随着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热映，科幻主题公园、游戏玩具等相关科幻衍生品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
当前，我国科幻产业已形成以科幻IP为核心的全产业链条，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科幻动漫、科幻主题乐园等全产业链的开发和运营，极大带动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023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科幻产业实现总营收877.5亿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打造科幻城市，探索科幻产业化的道路，也成为国内不少城市竞争的重要赛道，北京、深圳、重庆等城市都在大力发展科幻产业。成都的经济产业基础扎实，科幻文化氛围浓郁，有着发展科幻产业的良好基础。
而且，围绕科幻产业发展，成都早就谋篇布局了。几年前，成都就宣布打造“科幻之都”，并出台了多项举措。打造“科幻之都”，不仅是为了满足科幻迷的需求，它本身符合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朝着占领价值链高端迈进。因为科幻是基于对科学的幻想，不是凭空玄幻，它和“科技”二字紧密相关。
科幻产业背后是各种现代科技元素，而科幻产业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受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成都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中心，拥有硬核的科技实力和扎实的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的良好底蕴，为科幻产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产业价值的最大化，推动科幻企业、科技元素加快集聚。
不管是创作科幻文学，还是发展科幻产业，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以科幻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机制，可激发企业家在产业场景中的创新灵感；科技理论突破、科技装备制造，可为科幻作家带来创作灵感。也就是说，科幻文学创作与科技产业发展之间是一种双螺旋关系，科幻作家是想象力，企业家是创造力，二者互相启发，互相赋能。
因此，让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企业家的商业眼光得到充分释放和碰撞，非常重要。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既提供了一个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有利于整合科幻和科技资源，促进科幻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科幻之都”将让成都城市形象更有标识性，科幻全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舟 陈仕印 制图 姜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