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华 王鹤

这是一本写于20余年前的书。以当下的目光回望当年，就如诺曼·麦克林恩的那句话：“一切将要发生之事早已发生，一切将要被人目睹之事已成过眼云烟。”

20余年前，我们都在老《成都晚报》的同一个部门工作。庆云南街19号的院子里，有一株枝繁叶茂的银杏树，树旁的一幢5层小楼，安顿了整个编辑部。知名作家何大草，那时在专刊专栏部负责。在他的主导下，文史民俗专栏《老成都》创刊了，每周一期。刊头字是请艾芜老先生题写的。从新都清流的竹林中走出的年青艾芜，脖子上挂着墨水瓶，一路流浪，向蛮荒的边陲南行，在天地之间领悟人生，成就了一生的传奇。在省医院高干病房里，没有费什么周折，谦逊平和的艾老就答应了题写刊头的事。《老成都》开办不久，1992年12月5日，艾老与世长辞。编辑《老成都》，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记忆碎片的工作。这种工作，可能为时已晚，或者也可以说任何时候都不晚。遗憾总是伴随着一位又一位老人的离去，而每刊发一篇有分量的稿件，也带来成就感，就像我们得到了艾芜老人的墨宝。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成都，街道还大致保留着老成都的格局，有许多小街，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居住着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工作所需，不时要采访老成都人，或约稿、或商讨稿件。那些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梧桐掩映的街道，敲开一扇扇门，拜访老成都人的经历就成了美好的回忆。报社的小楼，也时常有读者作者造访。老报人、老成都人车辐先生，拄杖前来，送来他写老成都的稿件。说起老成都轶事，他妙语连珠，手舞足蹈，活脱脱就是丁聪笔下的那个老顽童。抗战时，在成都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的著名作家何满子，以外地文化人的视角，独特的私人记忆，撰写了《蓉城忆往》专栏。办刊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它充满惊奇和愉悦，掀开其中的章章节节，老成都往事徐徐展开。

1998年底，资深出版人、后来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吴鸿先生，策划了《老成都》系列丛书，共6种，我们在其中承担了《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的写作。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遍遍梳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史料，循着一条时光隧道，慢慢向晚清、民国的成都回溯。那段似乎有些隔膜的历史渐渐清晰。旧日成都的繁复与单纯，宁静与喧嚣，美丽与沧桑，都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呈现出来。动笔之前，我们有过隐隐的惶惑：就晚清和民国成都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姿而言，要全景似地再现它们，不仅我们的笔力难以企及，篇幅也不容许。然而，退回去数十年、百年，成都平原这样被奇峰峻岭、湍流险滩维护的闭锁而富足的乐土，她在舒缓沉着的节奏中积淀的城市风貌、人文特征，与别处迥异其趣。她的非现代的，外省的魅力，最易在日常生活中显现。所以，我们试图从个人生活场景走进老成都，尽量去触摸那些家常的、世俗的生活细节，尽可能地再现旧日的风情、风俗和社会生活。

通常，女性的笔触相对散漫、感性一些，这可能成全这本书，也可能伤害这本书。所以我们时常警觉着，在凸显细节的同时尽力去避免那些过于情绪化和主观化的东西。得益于多年记者生涯的训练，使我们在对旧闻的把握上也有了几分类似新闻的要求。这或许使行文多了几分拘谨，但也许会少了些过于恣肆放任、空茫氤氲的私人感觉。只是，不知我们的分寸是否把握得当？好在，我们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编辑《老成都》专栏的积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底气；拜访的那些老成都人，为我们提供了旧日生活中富于质感的细节，给这段历史带来了触手可及的温度；李劼人先生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精到描绘，让我们似乎直接呼吸、感染到当时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氛围；傅崇矩等前辈成都人对老成都近乎照相似的细致描摹，使我们在“回到”从前时增添了不少从容。

《民国时期的老成都》问世之后得到了朋友们和坊间的一些好评。这本书就像是我们为自己的上个世纪画的句号，之后便是进入了新世纪。我们中的一个离开了成都，去了加拿大；一个出版了7本书。成都更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密如蛛网的小街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老街的成都人，当然，他们搬进了新的、不知道在几环里的高楼。20世纪留下的印记消失速度之快，令人触目惊心。更为痛心的是，人们的离去是那么猝不及防。留下了珍贵的老成都记忆的何满子先生走了，对老成都如数家珍的车辐老先生走了，为《老成都》系列丛书写下精彩序言的流沙河先生走了，甚至还有英年早逝、策划出版了《老成都》丛书的吴鸿先生……

世界风云变幻……冥冥之中，造物主是要让匆匆赶路的人类放慢脚步，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在这样的时刻决定推出《民国时期的老成都》修订版。时过境迁，在这一次的修订版中，我们对以往的文字做了一些删节、修改，又增补了不少新内容，力图使新版的容量更为丰富。这是我们对上个世纪的致敬。

对于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们，我们想说，我们怀念那些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