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赶秋

有一个古老族群，起初住在峨峨岷山的石室之中，死了也不改其大石崇拜，而葬以石棺石椁。这，就是“不与外方同”的古蜀人。若干年后，他们从峰连岫接的川西高原移居水系纵横的川西平原，于是成都各处也留下了各种神秘的大石遗迹以及相关地名，如支机石与支矶石街、石笋街、五块石、天涯石街等等。为何会产生这种文化现象呢？这大概跟蜀族先祖卜居岷江上游时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因为那里多高山大石。

与明代“文章第一”的宋濂同时而稍后的某任夔州府官员何宇度撰有《益部谈资》一书，对成都的大石遗迹作了夹叙夹议的记载：“支机石在城西隅，即严真观，今以一亭覆之，高不盈丈，顽石，无他奇。晋张华《博物志》：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石归，以问严君平。今蜀人相传即此。子美《石笋行》云，（石笋）在成都西门陌上。按《志》，有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南者高于北，以公孙时尝折也。今遍问故老，于西门外竟无有也，岂后又尽被折去耶？城南市名五块石，有大石五片叠垒其上，云石下有海眼，岂即石笋年久倾断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石笋行》乃杜甫之诗，曰：“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后来，陆游入蜀，对诗圣觉得“恍惚难明论”的故事却深信不疑。他在《老学庵笔记》内如此记录：“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瑟瑟者，绿珠也，绿色玻璃珠也。

同为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对这些瑟瑟的来历则作了比较理性的解释：“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都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之事为证，非也。”其实，所谓真珠、瑟瑟，应该均为大秦国（罗马）生产的“五色颇黎”（彩色玻璃）。根据吴氏的考证，石笋附近先后建有开明氏七宝楼、罗马人大秦寺，楼和寺皆挂设有珠帘，亦即用彩色玻璃珠等物串成的帘子。后来楼寺摧毁而珠帘解散，这些珠子落入了土中，每当经过大雨冲刷，便会露出地面被人们拾得。

至于五块石，传说是五丁所置，其下也有海眼。言外之意，五丁拿五块石镇压海眼，正如李冰造五石犀以镇江。然而，何宇度却怀疑是石笋断成了五块。《益部谈资》对石笋与五丁、公孙述之关系的陈述大约脱胎自《华阳国志》：“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综合《华阳国志》《益部谈资》所录，似又有传闻：石笋是古蜀王墓前标志之石或武担石（五丁的石扁担），后来公孙述割据益州称帝期间折断了其中之一。相较而言，何宇度的猜测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

月落参横，斗转星移，千年以降，石笋、五块石虽然早已无处寻形迹，但它们所承载的诸多传说却因着一代接一代的“长老传言”而继续在天府大地流布，提醒今人和后世：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除了浓郁的烟火气息，还有瑰丽的神话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