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纪录片创作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商业价值也进一步凸显。据艺恩数据统计，2022年纪录片制作时长超9万小时，播出时长超80万小时，典型视频平台上新数量1040部；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地方卫视频道2022年共播出纪录片6.4万小时，市场热度与口碑双升。

第二十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于12月4日-7日举行，核心项目“金红棉”优秀纪录片评选活动共计收到156个国家和地区的7280部作品参评参展，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片创作题材如何进一步创新？又该如何进一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AI、元宇宙等技术发展将为纪录片创作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也引发了学界和行业的讨论。

复评评审团组长，是著名纪录片导演许继锋。坚守中国故事应该看得见中国美学主张，许继锋的纪录片拥有独特的气质。他的作品《孤山路31号》和《西泠印社》给纪录片行业带来了一种新的讲述中国故事的语法体系，即遵循中国美学的艺术思维逻辑，营造不一样的影像体验。

许继锋说，这其实源于一次在孤山户外调研的突然顿悟。“创作之初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想法，有一天我在孤山上调研，突然发现这个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它很像鲁迅先生童年的百草园。”许继锋娓娓道来，“百草园里边，鲁迅先生每天跟蟋蟀、覆盆子们道晚安的那个场景，那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就是绝美的中国式传奇世界，孤山上有花鸟虫鱼，事实上，他们是孤山的主人，就像百草园一样，鲁迅是百草园的一个小主人，但是蟋蟀们或覆盆子们，包括那些隐秘世界里的生命，他们也是百草园的主人，突然我就想，花鸟鱼虫也是孤山的主人，他们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这就豁然开朗了。后来我们在孤山故事的叙述里，运用了锦鲤的角度、仙鹤的角度、花鸟虫鱼的角度，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孤山，就抵达了咱们中国人观察生活、观察人生的不一样的宇宙观，我们的讲述方式和纪录片语言模式有了一个根本性变化。让尘封的历史故事焕发新的生命力。”

即便在泛娱乐化的今天，人们总是不禁追问，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纪录片？许继锋导演依然相信纪录片是公众认知世界最便捷的途径之一。他的思考和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不谋而合。作为网红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姐妹篇《我在故宫六百年》的导演之一，他曾有机会爬到故宫养心殿的屋顶，见证一片片琉璃瓦被揭开、一块块木质构件被卸下。“房梁上，那已有400年历史的五彩祥云纹样逐渐在我面前铺开，我感到眼前的一切就像一扇历史的窗户。推开这扇窗，我的眼神与明清时期工匠的目光交叠重合了。”这一幕足够震撼，但还不足以让他真正读懂这座建筑。在故宫“飞檐走壁”，只是拍摄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带来的独特体验之一。“没有一座城池可以离开人存在”——更令人难忘的故事发生在故宫之外。

梁君健回忆，那是2020年8月一个周五的傍晚，得知一车从河北廊坊运往故宫的松木即将启程，主创立刻集结，从北京向廊坊出发，准备从起点开始完整记录松木的“故宫之旅”。不料，车程从预计的90分钟拖到3个小时。最终在木工队长和货车司机的帮助下，团队赶在木材启程前到达廊坊，在晚上12点拍下了木材抵达神武门的镜头。“我们与货车司机孟师傅共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孟师傅身上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素材。至今，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与家人视频通话时的神情，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次拍摄经历给予我深刻的启迪——宏伟的故宫、灿烂的历史，与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息息相通。曾经，我深受影像人类学启发，乐于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寻找、体悟、讲述生活的真谛，让生活这个‘老师’教我如何表达。如今我更加坚信，只有进入现场，用一种细腻的、不带预设的方式，才能体会并捕捉人的独特气质和物的丰富意蕴。”

梁君健是纪录片创作者，也是纪录片教育者。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更深切地感受到纪录片的力量。“纪录片能让我们接触到跟自己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人，体验我们不曾感知的事。对大多数青年来说，纪录片可能并不是一个职业选择，但可以是他们认识社会，重新思考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渠道。我认为，也许纪录片的最大受益者，正是纪录片创作者自己。”

作者：尚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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