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研究表明，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距今3800年以后的王朝时代中，具代表性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6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年到3000年。

铜器很可能受外界刺激而来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执行专家组秘书长常怀颖表示，三星堆遗址本身形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时期，但人们所熟知的三星堆文化，以及三星堆有祭祀坑或器物坑的时代稍晚。

三星堆遗址铜器出现的年代相对比较晚，也比较突然，“铜器很可能受外界刺激而来。” 常怀颖介绍，根据测年结果，三星堆祭祀坑虽然埋藏年代较为集中，但器物年代早晚都有，比如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长江中游地区风格铜容器，器物生产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早商最晚、中商最早时期，而埋藏的时间则到了殷墟最晚、西周最早时期。

据介绍，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参与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展开的新发现三星堆6个埋藏坑的考古多学科研究中，开展了三星堆埋藏坑系统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工作。在发掘过程中从6个埋藏坑中共采集了200多个可供测年的样品。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和碳十四测年所能达到的精度，初步可以判断三星堆所发现的几个埋藏坑形成年代处于商代晚期，形成时间大致相当。

三星堆器物的选址“有讲究”

除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常怀颖还介绍了三星堆田野考古工作几项较为重大的发现。首先，通过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器物坑的选址“有讲究”。“实际上几个器物坑的选址是在城内南部偏中部的地方，在城中河流南岸偏高的一个岗地上。”常怀颖表示。

在遗物方面，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属于“超远距离的汇聚”。“整个中国南部地区或长江流域的大象，经过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了三星堆，象牙的年代可能也有早有晚，但埋藏年代是差不多的。”常怀颖说道。

青铜器研究方面，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铜器残留泥芯的岩相分析，可以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神坛，与长江中游地区风格铜容器并非同一个地区生产。“虽然目前无法直接证明它们是三星堆本地生产，但大概率指向这一结论。也就是说三星堆本地生产这些特殊器物，而铜容器则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入的。”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