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文 高泓/图
1914年6月的一天，成都华西坝的荷塘绽放了一朵新荷，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的美国籍教授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把学校出资收购的一件校钟，小心翼翼放进了赫裴院（今川大华西校区第四教学楼）储藏室。这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座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而这座博物馆就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以“西南天地·云汇大川”为主题，展览叙事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辅线。
从20世纪初开始，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学者们开启了在西南地区的考古活动。从汉代崖墓、僰人悬棺、史前石器、大石文化的调查，到发现岷江上游彩陶和石棺葬器物；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到对青藏高原考古遗址的广泛调查；从对王建墓、华大校园宋墓的发掘，到邛崃唐代龙兴寺佛教遗物的全面采集。葛维汉、林名均、郑德坤、闻宥、成恩元、冯汉骥、童恩正，正是这些在中国考古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和他们的成果，奠定了四川考古学的百年传承，也铸造了今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磅礴气象。
发现三星堆
开西南科学考古先河
1931年的春天，英国人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汉州（今广汉）听闻太平场附近发现古代玉石器，便邀请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戴谦和、二十八军旅长陶宗伯一同前往调查。
在汉州，他们了解到这批玉石器出自当地的一个姓燕的家族。根据燕家人回忆，最早是在1927年春天，他们在自家院子里的沟渠底部发现了玉石器，此后每年清理沟渠时都会有所收获，陆续发现了石璧、玉璋、玉琮等400多件古物。挖出来的玉石器除部分自留外，其他的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这批不同寻常的器物，很快引起成都古董商和考古学界的注意，由此引发了轰动。而根据戴谦和的判断，这批玉石器有可能是“商周之物”。剑桥大学毕业的董宜笃也意识到这批玉石器的重要性，遂请陶宗伯向燕家购买了其中几件玉石器，并捐赠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永久保存，汉州出土玉石器的收藏和研究之路自此开启。若干年后，这批玉石器所属的文化遗迹逐渐广为人知，它有一个如今家喻户晓的名字——广汉三星堆。
1932年，华西协合大学聘请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并出任博物馆馆长。1934年，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获得了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以及四川省教育厅的发掘执照，于当年3月16日开启对汉州遗址的发掘。而发掘的地点，就是发现玉石器的燕家大院中。
如今，当我们走进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展厅内，当年在汉州出土的许多陶器、石器和玉器便被安置在其中。其中陶器多为残片，器型有尖底罐、高柄豆、圈足器等；石器有斧锛、磨石、管饰、环和石料等；玉器有玉璋、玉琮、玉瑗、玉斧等。诸多石器中，有一套从大到小排列整齐、打磨成圆环状的石璧格外引人注目，是1934年燕家捐赠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石璧是古蜀人的礼天之物，是三星堆青铜器、玉器之外重要的祭祀用品之一。
根据葛维汉的考古日记记载，他们这次发掘采用美国考古协会推荐的方法，利用水平仪、平板仪、钢卷尺、指南针等各种工具，现场手写发掘记录、拍照、有序收集标本、手绘实物，最后编写出《汉州发掘简报》。发掘所获500余件器物全部入藏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这次发掘也是四川地区科学考古发掘之始，被认为“开启了四川考古新纪元”。
汉墓探微
勾勒汉代生活气象
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时期，最初主要被用于建筑装饰，这种民间艺术在汉代时期非常兴盛。四川地区曾发现了大量汉代的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这些墓葬的主人大多属于当地的富家大户，墓室的墙壁、墓门、墓顶、墓柱上常常装饰着画像石、画像砖。死者生前拥有的仆人、房屋、家等，则被塑成陶俑作为陪葬。
从20世纪30年代起，四川的中外学者先后开启了对汉代崖墓、石墓和砖墓的考察。1932年到1938年，葛维汉陆续对四川地区的五处汉代砖墓开展调查或发掘，其工作地点包括万县、江口、新都、宜宾及重庆等地；中国学者杨枝高、商承祚、郭沫若、任乃强、郑德坤等也相继对四川地区的画像砖石、崖墓进行过考察研究。
郑德坤于1941年开始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他是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博士。在他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又聘请了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等共商馆务，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和收藏中心。他对馆藏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也因此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
今天，步入川大博物馆考古展厅内，琳琅满目的画像砖、画像石、石棺、歌舞俑、动物俑，展示着这座高校博物馆深厚的文化底蕴。2000年前，东汉人的行止起居、欢乐忧愁以及他们对人生的理想、对神仙世界的想象等，通过这些砖石雕刻、泥人陶俑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清晰的画卷。
“弋射收获画像砖”是四川大学博物馆最著名的藏品之一，它在20世纪中叶出土于成都西郊。砖面呈现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大约50厘米见方，砖面上十分生动地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一带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情景。画面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刻画夏日里的弋射场面：水塘里莲荷盛开，水禽嬉戏，硕大的鱼儿游于水中。水边的树下，两个人对着空中的飞鸟拉开了弓弩。他们的身子向后仰着，手中的弓拉成了满月的形状。飞鸟也似乎察觉到危险，向着不同的方向惊惶飞散。画面下部刻着收获的场面：收割谷草的农夫把镰刀高高扬过了头顶，在他们身后，三个人弯着身子拾捡稻穗。田垄上，一名女子肩荷着谷草，手提着篮子，篮子里或许就是农夫们中午的餐饭。
窗格
川西建筑的独特风貌
窗格自古属于中国古建筑装饰的重要部分。晚清民国时期，四川的窗格可谓移民文化的产物，携带着大江南北各种造型、风格、习俗的能工巧匠在川汇集，通过交流、改造，将传统木作进一步加以发展，成就了蜀地极其丰富的建筑窗格样式。
窗格也是四川大学博物馆民俗展厅最具特色的藏品之一，这些窗格构型复杂，与江南文雅清灵之风相较，显得繁缛、富丽、富于变化，展现出川西民居独特的建筑美学。而这些窗格藏品的背后，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创始人戴谦和有着密切的联系。
戴谦和，188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07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学。1908年，24岁的戴谦和来到成都学习中文，为在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做准备。1910年，戴谦和开始任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院长，教物理学。1914年，戴谦和筹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至1932年葛维汉接替戴谦和担任第二任博物馆馆长时，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已有藏品6000多件。
戴谦和业余最喜欢记录和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的建筑窗格。他对窗格图案的喜爱，始于1916年春节：他和学生游览成都草堂，看到一些精美的窗格图案，于是产生了极大兴趣。
为了收集中国窗格图案和资料，戴谦和在四川各地旅行。他几次沿长江横跨中国，一次沿海岸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两次周游世界。戴谦和收集的窗格图案多达27种类型、2000多种纹样。1937年，他经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窗格入门》英文两卷本（再版后改名为《中国窗格设计》）。
民俗展厅内，一件金丝楠木嵌云石双面绘祝寿图八联屏被布置于显眼位置。这件屏风就征集自文庙前街杨遇春“宫保府”的杨氏后人，1949年由戴谦和捐赠给四川大学博物馆。这件屏风通高仅97厘米，可能是厅堂内座位后竖立的小屏，却繁复精美。中心图像为通景，双面分别绘制了戏曲故事《郭子仪拜寿》和《八仙上寿》。上下两端还铺排了古代诗词、人物和博古花卉。通过民俗展厅内的窗格和这件小屏风，让人得以一窥当年大户豪宅的生活面貌。
花轿
映射市井繁华
中国古代，婚姻是人生大事，必须遵循严格的规范。一直到清代，具体的行聘订婚议程，大体仍旧遵从周朝《仪礼·士昏礼》所说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范畴。在漫长的婚礼过程中，最热闹的莫过于迎亲。迎亲之时，喜乐频奏，箱笼列行，爆竹震天，里巷众人无不欢呼雀跃，争相围观。旧时之最繁华事，莫过于此。
不过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无论是新娘子坐的花轿，还是壮声势的仪仗、送妆奁的抬箱，甚至鼓乐队，都是由男家提前从轿行里租来的。旧时成都最多有200多家轿行，同时经营民众的婚丧喜寿等人生大事。当时的轿行就像今天的婚庆公司，婚嫁仪式中一应物事，包括仪仗、灯彩、乐器、用具，甚至婚房装饰，都可从轿行租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新式婚姻对社会的冲击，传统婚丧仪式逐渐不为人们选择，轿行日趋零落。1954年，成都草市街一家名为“鸿发号”的轿行倒闭，包括其花轿、仪仗、灯彩在内的婚嫁用品悉数被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购，如今陈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民俗展厅内。
木雕花轿呈正方形，长1.01米、宽1.05米、高2.02米。木质穿斗式，四角攒尖顶，可拆卸装箱。它在制作上采用了木刻、彩扎、玻璃画、朱漆贴金、银绘等多种民间工艺，重彩装饰。轿顶用弹簧固定了约七十面小圆镜，周围刻着飞龙、花卉、火焰图案。轿窗玻璃内装饰着彩扎戏台，演绎众仙为王母、玉皇祝寿的故事。轿身两侧镶嵌覆瓦状玻璃内画，绘红宵姻缘、拜新月、三难新娘等戏曲场景。整个花轿几乎全面封闭，仅在轿门处挂两幅厚重的缎面轿帘以供新娘出入。这顶花轿以金、红二色为基调，色彩鲜艳，装饰繁丽，望之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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