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
章夫先生的《窄门》，即通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表达内心的“隐喻世界”，探寻精神家园。《窄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窄，还蕴含深广的人文意象：大清末路越走越窄。书中，作家集中剖析了成都晚清的几个历史场景，工笔白描般写人叙事，呈现出一幅独有的鲜活图景：少城与满城的地理空间越来越窄，如今只剩下两条巷子。而书中描绘的百年前的场景，观照当下，背后的宽与窄、长与短、多与少、新与旧，留给读者思考。
满城地望
满清御制《将军箴》：“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襈良谟”。清廷除留精锐八旗兵拱卫京师，再向江宁（南京）、西安、太原、德州、杭州、京口、宁夏（银川）、福州、荆州、广州、成都等战略要地派兵，形成八旗驻防制度。在这些城市中心，划区圈占，迁走原住民，入住八旗兵及其家眷,筑起城墙，与汉人分隔，形成一个界限分明的满人城池，即“满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首批八旗官兵奉驻成都满城，也称少城。“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时起？康熙五十七年秋。”（清竹枝词）据《同治成都县志》载：“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荆州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丁口五千名余。”满城口音，渐多京腔混杂鄂方言。“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清竹枝词）其后，随着英人觊觎藏地，成都凸显出“望重西南”“控驭岩疆”军事地理优势，遂增设将军帅府，节制西南数省，陆续增调八旗兵丁。至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都在籍旗人有5100多户，约2万多人，就一座近三十万人的城市而言，已有一定占比。
成都的满城，在市中心偏西位置，四围城墙开5座城门：迎祥门——西御街小东门，受福门——羊市街小东门，延康门——小北门，安草门——小南门，清远门——大城西门。从《光绪廿八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看，满城形如一只蜈蚣，将军帅府(将军衙门)如同蜈蚣头，中间一条通道如蜈蚣躯干，两边多条胡同像蜈蚣十数条脚爪。据清《四川通志》载，驻防成都的满蒙八旗兵以三甲为一旗，共二十四旗。每旗官街1条，披甲兵丁小胡同3条。八旗官街共8条，兵丁胡同共33条。城中旗人，当差的旗兵按月领饷，家眷也享有相应饷银，有完善的经济保障体系。但须“谕旨国语骑射乃满洲根本，人所应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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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11年辛亥革命的洪流轰然而至时，成都满城的旗人有惊无险，免受灭顶之灾。其时，收到成都军政府照会后，他们即缴械投诚，受到保护。嗣后军政府又特设旗务局，专办旗人生计和官产登记，投标售卖，创办同仁工厂，教习旗人手艺维持生计。玉昆将军还倡建少城公园，兴土木，植花草，供人游览。
旗人以其独特的审美习俗和生活方式，融入且丰富了这座城市。
革命就是破旧立新。辛亥革命后，少城完整的城墙被拆除，直到1935年全部夷为平地。时移世易，成都的城中之城——少城，300多年的“满城”，而今徒为一个符号。那条蜿蜒的蜈蚣早已脱胎换骨，爪牙尽失，只剩下“宽巷子”“窄巷子”勉强支撑残存的旧痕。与此同时，作为历史“活化石”的那些满洲名词“胡同”，也一律改为“街巷”，且消弭了原旨。如君平胡同，改支矶石街；喇嘛胡同，改祠堂街；有司胡同，改西胜街……这种改弦易辙，脱胎于法国大革命，特殊时期中曾甚嚣尘上，如盐市口改为“英雄口”，春熙路改为“反帝路”等。
文脉是城市的精神命脉，只是骤然而至的城市化进程中，更多的是匆匆赶路的人们……精神一词在一些人心里，多少显得有些奢侈。宛如一条生活在水里的鱼，很少反思过厕身其间的水域。异乡人章夫早就留意到，这是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的第一次“现代化”的坎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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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书中披露，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例，成都旗人后裔大学以上比例达到25%，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到17%。一长串名人榜中，有生物学家赵尔宓，骨伤科医学家何天祥、杜琼书，核工业专家傅尚炯，电力设计专家刘溥，沼气专家赵锡惠，铁道专家刘宝善，水利专家苏性若、包晴川等。
耄耋之年的何天祥，祖辈都是“八旗军医”“功夫军医”。他6岁跟父亲学医习武，练就一身绝技。何天祥讲从新坟中探究死人骨骼经络的故事，让座前的采访者章夫毛骨悚然，背脊发凉。今天的“何氏骨科”名震海内外，多支国家运动队的随队医生都是何氏传人。何天祥的郎舅赵尔宓，8兄妹有5个在从事与医药相关的工作。其中院士赵尔宓以研究两栖爬行动物学而蜚声国际，其胞弟赵尔寰回忆儿时秋天祭祖的情景：“我们家族在营门口附近买有一片地，点长明灯，吃糍粑，那个时候我刚七八岁大，也要随父辈按照牌位拜祖先。这个时候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亲朋好友都要来，他们穿着长衫，要庆祝10多天才算结束。”莫非正是那时的隐隐萤火，点燃了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最早的兴趣？
满人、四川大学教授天籁是川剧名票，写过多出剧本，还粉墨登场，帮助演员提升演技，被梨园人称为“天老爷”。即使喂蛐蛐养金鱼，提笼架鸟，满人也能别出心裁，机巧翻新，对俗文化、非物质遗产作贡献。成都的川菜，即有满人吴正兴的“正兴园”发脉的“荣乐园”。现在外地人一到成都必吃的甜水面、担担面、沙琪玛，都是满蒙人留在这个城市的流风遗韵。
曾经的满城，早已易主。宽巷子的“恺庐”庐主拉木尔·羊角，是此地唯一一户八旗后裔原住民。羊角家居住着老宅右侧次间和后面小半花园，再加一个后厢房。他的祖爷是“衙门信使”，送信范围曾直达京城。据说，一次在皇宫中内急，不慎踩了茅房机关，突然一木制女佣递来便纸，他大吃一惊，恐惧过度，回到成都，不久病逝。“恺庐”的故事一下子变得鲜活。
天下文章任臧否，世间善恶细思量。章夫着力写满城那一段独特的历史，并非始终沉浸于历史之中，而随时以开放的视野与世界“对话”；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不时关注当下。林林总总，会讲故事的章夫在《窄门》中皆有详尽生动的描写。
一个新闻人的文史观
子曰：“温故而知新”。西谚道，“要获取新知，就去读旧书”。笔者亦曾为以新闻为业的“报人”，几十年职业生涯，多有感悟。新闻也是历史。今天的新闻，未必可以写进历史；故人轶事中或藏有大量“新闻”。本埠前辈从新闻向文学或史学转型的，有李劼人、唐振常、黎澍、流沙河、车辐等。当年，唐振常从《大公报》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时，对新闻从业有8字概括：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蠡测其转向原委，或因文史之路有更多自我发挥的空间，可以承载更多的内涵与思考。
章夫尝言：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以为最大的理想，是带着史家品质和史家情怀，去“不断逼近真相”。“正义直言史家笔”不仅是史家的追求，也是今天媒体人一种崇高的境界。此亦以为同道，且与章夫先生交好的原因。
新闻人转治文史，有一个调适过程。新闻之新，其时效性几与物理时间合拍，缺了距离感，或不免短视。新闻与历史的共同特点，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审慎使用积极修辞和道德评说。章夫笔下，小细节，大视野，慎言“历史规律”。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偶然，“偶然”对历史发展有很强的塑造力。
一本历史随笔要做到文本有张力，思想有冲击力，并不容易。最难难在史家所重的“史识”。钱穆尝言，过去、现在与未来密不可分：“故知就人事论之，大体上自有其起讫，自始至终，自有其必然之持续与可能之演变。惟其有必然之持续，故未来者等于已来。惟其有可能之演变，故已往者实尚未往。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亦已来。”应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
史家言“孤证不立”。章夫舍得“跑”，这就是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田野调查”。他走访考古学者王仁湘，历史学者段渝、袁庭栋等，锁定多重证据，使案头与田野互相印证。他关注众多小人物，笔端贮满深情：刘鑫龙一家老小五口，从江西千里迢迢，跟着熙熙攘攘的移民队伍，穿过拥挤的山道，漫无目的身不由己地来到了成都；作为“满城”血脉的延续，刘显之对200多年来少城发生的一切，十分感兴趣，有着较深入的研究，那条“蜈蚣”形的城池一直盘旋在他心里；像赵宏枢、苏成纪这些满族老人一样，可能他们的生活并不富有，可即或是手里只剩下买一束花的钱，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束花回家……
作家刘震云曾在母校北大一次毕业典礼上说，这个世界聪明的人多笨人少。他奶奶是河南家乡那一湾的割麦第一镰，就像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每年新麦收割总要请她开镰。奶奶矮小，也就一米五多一点，我问她何以能。她说，从弯下腰开始挥镰，就不起身直腰抬头。要是一次起身直腰，就会不断地想。笨办法写作，是刘震云新写实小说成功的原因。
多年前读过章夫所写的报告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用社会学的统计方法写广安邓小平故居，去观察参观者的人数、职业、年龄，去整理留言簿并进行分类评析，从一百本留言簿中寻找大量有用的信息和素材。不用怀疑，收获当然丰硕。
我敬佩这种踏实笨拙的态度，就像夯筑土墙，打牢地基，夯实捶紧，不易坍塌。我欣赏这种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结晶的文字，往往会别开生面，满目生春。无论搁置多久都依然醇香，依然会留存斑斓的色调、鲜活的表情，因为那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群、一种文化留给后世的宗谱。
岱峻，著名文史学者、作家。（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