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元月13日，农历腊月初三，是老作家马识途110岁的生日。据悉，现在的马老早晨会坚持做一做自创的健身操，而且日常生活中依然在阅读，依然在写作。110年漫漫岁月长河，流淌出一曲生命的奇迹赞歌。
马老一生交游广阔，漫长的百年人生经历了很多传奇。他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忆旧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中，回顾了过去的生活际遇，写下“文人” “友人” “亲人” “凡人” “洋人”等故人的往事，其中包括他所见识的闻一多、巴金、冰心、吴宓、汪曾祺、杨绛、周有光、李劼人、周克芹等二十多位文坛名家，通过这些文字，马老以独特个人视角，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精彩画像。今天的聚焦版摘编部分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闻一多无奈刻图章
闻一多先生手里常攥着一个特大的蓝布口袋，这个口袋似乎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同时存在的，那里面藏着他多年的心血和打开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
闻一多先生学识渊博，诗书画印，无不谙熟，加上他早年学艺术、中年攻古文，对于甲骨、金石、篆刻一类的功夫造诣很深，要刻几方典雅方正的图章，是游刃有余的。闻先生在这方寸之地，布局构图别具匠心，刀法的遒劲，很是难得。
闻一多先生在篆刻中，正如他的诗、画和文章一样，章法谨严而又恣肆汪洋，在小小的方寸间也可见他那热情洋溢又不失放旷的性格。作为艺术，这可算是上乘了。但是闻一多先生并无意从事这种艺术创造，而是靠这个卖钱，以补经济上的困难，叫妻子的病能够得到治疗，孩子们能够吃饱肚皮，使一家人免除冻馁之虞而已。
闻一多的时间本来可以多用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有许多成竹在胸的著述需要动笔，然而不能。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从事这样的“小手工业”，真有点斯文扫地的意味。这可算是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悲剧了。
闻一多先生刻图章本算得上是雅事，但来求刻的大多是俗人。那个年代，一般有知识修养的人，一天里恓恓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余钱玩弄风雅，托闻一多先生刻几方图章呢？来求刻图章的人，大半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仰慕闻先生之大名，想用大师精巧的图章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却苦了闻一多先生。不刻吧，没有这额外的收入，而且你挂着牌子，人家按“润例”付钱，真是“规规矩矩和你做生意”，你能拒绝吗？闻一多先生明知这些脑满肠肥的人哪里懂得什么艺术，但是他从来不苟且，每一方都精雕细刻。他的苦衷是：不向达官贵人乞讨，却不得不求乞于那些钱袋。他仍然感觉这是精神上的屈辱。
吴宓怒击潇湘馆
吴宓对于中国文学是很有研究的，他特别看重《红楼梦》，看重《红楼梦》里的众多人物，特别看重林妹妹——林黛玉。吴宓不仅看重到爱林妹妹，对于林妹妹的一切行径都认为不可更改、不可猜忌到一种神圣的地步，甚至连林妹妹的居室、用具以及侍婢都是必须尊重、不得侮慢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件趣事。
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潇湘馆“坐茶馆”，还准备吃湘菜，忽然看到吴宓教授提着手棍，气冲冲走了过来。他到了门口，大声叫嚷：“你们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开饭馆！这是对林黛玉的侮辱！岂有此理！”于是他不由分说，用手棍乒乒乓乓地把玻璃门窗打得稀烂。这家馆子的老板姓江，听到声响走出来察看，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为什么吴宓教授要在那里为林黛玉而战斗。
吴宓教授质问江某：“你为什么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江某答：“我们是湖南人，潇湘人也，所以就要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吴教授还在生气：“你知道‘潇湘馆’是谁的地方？你们怎么用这个来开馆子，侮辱林黛玉！你们必须改，马上改！”满座的同学都啼笑皆非，谁敢去和这位著名教授讲理呢？
江某随后知道了原委，这可真是没有办法讲理的事，只好恭敬地说：“好，我们改，马上改。”吴宓教授这才消了气，提起手棍走了，还说：“这太不像话，侮辱……”
大家都一齐来劝说江某：“你就改了吧，‘潇湘馆’可是林妹妹的神圣之地哟。”
名士风流汪曾祺
我和汪曾祺认识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时正是抗战时期，我和他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他高我一年级。有一次，中文系出了一个通告，那种别有风味的书法，引起我这个爱好书法者的注意。我问同学，这是谁写的？同学告诉我说，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是谁？同学回答，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才子，他写得一手好字，更写得一手好散文，颇得朱自清、沈从文教授的赏识，是沈从文的及门弟子，其貌不扬，为人却潇洒。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汪曾祺这个同学。后来由于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我和他虽不同年级，却同时选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课和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唐诗”几门课，于是就在课堂上认识了。但是相交淡若水，没有多少来往。
那时我看过他写的字，也读过他发表的散文，觉得都很出色。他的散文淡雅清丽，读来别有情趣。从艺术上说，很有特色。我也听沈从文说过，他自己的散文还赶不上汪曾祺。我还听到有人说汪曾祺为人捉刀写论文（当时以交一篇论文或作品作为期末考试卷），交到闻一多先生那里，闻先生看了说，这篇论文比汪曾祺交的论文还写得好一些。从这样的事情来看，可见他很受闻先生赏识。
那时我们认识，我却未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特别是他们那一些才子过的那种潇洒生活，也就是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那样的名士风流。那时正当抗战时期，这种玩世态度和潇洒生活，就为学校的进步同学所诟病。不说他们醉生梦死，也是政治上不求进步吧。我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也是可取的，政治上居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加入了学生运动。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
巴金回家
巴老是成都人，对于家乡有特别深挚的感情。每次文代会上见到巴老，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都热情地表示一定要回来。1987年秋，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回到成都便说，他带着一颗心回来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顾身体的疲劳参观访问，对故友新交热情接待和恳谈。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和老朋友张秀熟、沙汀、艾芜多次相聚，我也忝列末座。我们五人曾到新都宝光寺、桂湖、草堂蜀风园、李劼人故居菱窠，相聚晤谈甚欢。我曾奉命题写“桂湖集序”，并赋诗以纪其事。我至今记得，一首诗里有“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还有一联“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大家都觉得写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气质。我们在访问他的老友李劼人的故居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人兄，我来迟了！”他对已故老友的感情，使我们在座的无不涕泪欲出。巴老离开成都回上海时，特意带走了一包家乡的泥土，足见他对家乡的眷念之深。
我是巴老的后辈，对他十分尊敬，他对我也多有关爱。每次全国作代会上，我们都要见面恳谈。他九十岁时，我专程到上海为他祝寿，他亲热接待，并题赠我一部线装本的《随想录》。后来巴老又以几乎无法写字的右手，题赠一本他新出的《再思录》给我，足见他对于我这个文学后辈的关怀。我回赠了他一本我的杂文集《盛世微言》，扉页上题了这样几句话——“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这是我对巴老立下的誓言。
我知道，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这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
冰心“不怕”
我和冰心只在作代会上有一面之缘，她是一位慈爱、和蔼的老人。然而我对她却心仪已久，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最早读到她的《寄小读者》，真的为她那情文并茂、委婉有致的笔墨所吸引住了，也为“冰心”这个笔名所吸引住了。想象文如其人，她一定是一个冰清玉洁、温婉贤淑的女人。
这样的猜想和我后来所知道、所望见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又不全面，甚至很不全面。她更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她和许多先一代的知识分子比如老舍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回到祖国，为人民服务。她更是一个顶较真的人，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一个疾恶如仇的人。怪不得她和巴金老人结成了生死之交，以姐弟相称，情同手足。他们逢年过生日，总要互送花篮致候。
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听说有一年，有客人去向她贺寿，她说：“我这个人有五不怕，不怕打棍子，也不怕死。”到了九十岁以后，她还对访问她的人说：“我现在九十多岁，什么都不怕了。”“我不怕”，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呀。
听说她还是一个淡泊名利、克己助人的人，在一些救灾和希望工程的捐献中，她都竭尽绵薄，无私奉献。所有这些，不是值得我们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深思并奉为楷模的吗？
顽童周有光
我认识周有光先生很晚，慕名已久却无缘识荆。终有一日得以去周老家拜访。
寻寻觅觅，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背后找到了坐落在后拐棒胡同的一幢旧楼，沿楼内陡梯上到三楼，走进周老的家，走进他窄狭的书房。书房两壁书架的中间，靠窗有一张三尺小桌，周老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我在他对面的木凳上落座，那是一个陈旧的凳子，坐上去只听得叽叽咯咯一阵响，很担心会把凳子坐垮了，周老似乎并不在意。
虽然当时我和周老是初次见面，却如老友一般，像摆家常放言恣肆地高谈阔论起来，语多幽默机智，言人之未能言，言人之未敢言。
说起当年在宁夏的劳动岁月，让他顽固难治的失眠症不药而愈，至今未犯，他慨然道：“人生失意莫自悲，逆顺祸福本相依。山穷水尽似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笑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我们问他长寿之道，已近百岁的他幽默地说，大概上帝把他忘记了吧，一直没有召唤。引得我们大笑。他说，古来皇帝为了长寿，没有不去求仙的，哪有一个活过一百岁？现在许多富豪人家总是怕死，其实怕死才是催命鬼，任你花钱吃名贵补药，求神拜佛，有几个活到一百的？关键是人到百岁不言老，真到点，不请自去。如此达观，才能长寿。
我听了周老关于人生哲学的至理妙言，感佩不已。回去后作了一首七律诗，写成书法，连我的十二卷文集送给他。七律诗是这样写的——“行年九七未衰翁，眼亮心明耳未聋。西学中文专且博，语言经济贯而通。随心闲侃多幽默，恣意放言见机锋。垂老初交唯憾晚，听君一席坐春风。”周老看了很高兴，把我纳入他的朋友行列。他每出版一本书，都要签名寄我一本，前后已有三四本，都是文短而意长，言浅而思深，其中一些幽默而略带辣味的话语，更启人思考。
后来我只要去北京，必争取去看望他，每次一见面，互相交流切磋。记得大约是他年已逾百后的某一年，我也九十八岁了，我们一如既往，放言恣肆。说到不言老却偏言老的话题，我随口念了我作的顺口溜：“老朽今年九十八，渐聋近盲唯不傻。阎王有请我不去，小鬼来缠我不怕。人生能得几回搏，栽个筋斗算什么。愁云忧霾已扫尽，国泰民安乐无涯。”他听后拊掌大笑，如一顽童。
李劼人的遗憾
我和李劼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十二年，但我们还算谈得来。在我的印象中，除开公事场合，他一直穿着长衫，总以一个平民面目自居。他对人总是热心诚恳，是一个没有名利欲望的人，一个免于低级趣味的人。
他在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副市长，但他实在无意于做官，大半时间都蛰伏在成都郊区他自己修建的茅屋——菱窠里，从事笔耕。他把他过去出版的几部长篇都进行了修改，重新出版。特别是《大波》，他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重新写过。他告诉我说，现在他才得到了最好的创作时光和创作环境，可以大展才情。可惜他没能完成这一个巨大工程便溘然长逝。他曾和我谈过，他还有更大的历史画卷式的长篇创作计划，这自然也成为一个极大的遗憾了。
李劼人看到我在发表作品并且写出长篇《清江壮歌》后，曾约我到菱窠去，和我谈创作问题。他认为我的生活底子较厚，文笔也还可以，是可以写作的，应该把过去的生活写出来。后来有一次他竟对我说：“你这个人，我看可以写文章‘立言’，‘立德’‘立行’的事，恐非你之所长，你还是潜心于创作的好。”可惜我没有实现他的希望，果然如他所言，在“立德”“立行”上没做出什么名堂，却耽误了我的“立言”工夫。在“立言”上我虽然写了十来本书，却没有写出什么经世之作。
摘编自人民出版社《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马识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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