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元亨/文
成都人自古便有着张弛有道、勤劳与闲适兼得的生活方式，苏轼曾说：“蜀人游乐不知还。”
宋代也是成都人游乐活动最盛的时期，号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每一次时岁节庆都成为成都人美食宴饮、踏青游乐的契机。
明万历年间，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中记载，成都“南门之胜，如石室、石犀、严真观、江渎池、七星桥，昭烈武侯祠其最著者；西门之胜，张仪楼、石笋街、笮桥、琴台、浣花溪、青羊宫、净众寺，少陵草堂其最著者；东门之胜，禹庙、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薛涛井，海云寺其最著者；北门之胜，武担山、子云宅、金马祠、太玄城、玉局观、升仙桥、万岁池，学射山其最著者”。
民国时期，胡天在1938年所编的《成都导游》第七编“名胜古迹”中，就记载着“东门外－由城内至望江楼沿途所经”“西门外－由城内至草堂寺沿途所经”“南门外－由城内至武侯祠沿途所经”“北门外－由城内至昭觉寺沿途所经”四条线路，这也是延绵千年的成都春游坐标。
东门
移忠寺——禹庙——大慈寺——合江亭——海云寺
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时的成都人，在“正月二日”和寒食节，都会出东郊，分别祭东君和扫墓上坟。这两次，地方官方的行程安排，都是“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
移忠寺在东门外，今天已经不知其具体的位置。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太守率僚属，盛具仪仗，鼓乐导前，抗芒神、土牛出东郊，春厂迎春。礼毕回署，于仪门外安设。次日礼毕，以五彩春鞭鞭土牛，曰‘打春’。”因为正月初一，宋代成都府的官员要陪同老百姓游西门的安福寺塔烧香祈福，所以一般选择在第二天“出东郊”祭东君。
做过成都知府的北宋田况有诗《二日出城》：“初岁二之日，言出东城闉。缇骑隘重乳，淤车坌行尘。原野信滋腴，景物争光新。青畴隐遥坝，弱柳垂芳津。隐卒具威械，祭墦列重茵。俗尚各有时，孝思情则均。归途喧鼓铙，聚观无富贫……”在知府田况的眼里，这一天是成都人祭祀东君和上坟的日子，出行的人们牵成一条条长长的线，鼓铙之声仿佛能够把人带回古蜀人的祭祀场景，而春天的气息，随着儿童放飞的纸鸢，已经铺陈点染在了成都平原与川西林盘。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在范成大知成都二十年前，曾出任成都府通判的绵竹人何耕，在其《录二叟语》中，描述了成都府的准备过程和当时他亲眼看到的“鞭春”场景：
“将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优、休（侏）儒、百伎之戏，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最后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椽属相与祠句芒，环中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讙哗攫攘，尽土乃已。”最后土牛打碎，人们纷纷捡拾一片碎块回家，放在犁具、蚕筛等农具之上，以祈一年风调雨顺、谷粒满仓。何耕还说“岁率以为常”，每年都是这样祭祀的。
祭东君祭祀的就是“句芒”。句芒是中国民间神话中的木神、春神和东方之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它曾经鸟身人面，乘两龙，后来变成了年画里手执柳鞭、头有双髻，春天骑牛的一个小牧童。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人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就写道：“春鞭文彩甚迷离，竹作筋骨纸作皮。一自春官携在手，任他人物两相宜。”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则记录了立春时，沿街看灯看春台戏，城外打春牛，成都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的喜悦心情：“看灯末了又看春，喜见芒神结束新。细辨衣冠和角色，一年生计在农人。”
今天我们所见成都人最早的“打春牛”照片，大约在1911年春，由四川高等学堂的外教那爱德拍摄，彼时，不知是否依然是“正月二日”，东郊外，成都府的官员带领成都、华阳两县县衙，一起举行立春打土牛的仪式，纸糊的“土牛”前，一草扎牧童样牵牛的句芒“芒神”，仿佛是春天的化身。
古时的寒食节，在清明前一二日，除了祭扫，出东门郊游、踏青，也是成都人的重要节目。田况《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寒食出城》就说：“郊外融和景，浓于城市中。歌声留客醉，花意尽春红。游人一何乐，归驭莫匆匆。”
曹学佺说，明代的成都，“东门之胜，禹庙、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薛涛井，海云寺其最著者”。这些也都是东门的春游去处。
北宋仁宗时人张俞，在《上蜀帅书》中力主建禹庙祀治水的大禹。于是，成都府在大慈寺北部建禹庙。清嘉庆《四川通志·禹庙》载：“惜字宫一名集圣宫，古禹庙也。”四圣祠、惜字宫一带，就是以前的禹庙。唐宋时，雪锦楼、大慈寺、富春坊一带是东门重要的时尚生活圈。宋时这里夜市盛行，灯市、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都在述说着城东锦江边的热闹与繁华。
合江亭为唐韦皋所建，又于亭旁筑合江园，唐宋时成游览胜地，合江亭下走水路还成为万里桥东又一饯别之地。
薛涛井，本名玉女津，明蜀藩王于三月三日，取井水仿薛涛法造纸笺贡奉京师，故名薛涛井。清光绪年间于井旁造望江楼，民国十七年（1928年）辟为郊外公园。
宋时，三月“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海云山，即今川师校园内的狮子山。大约北宋年间，去东郊“摸石求子”已成时尚，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说：“成都三月有海云山摸石之游，占生子之兆。得石者男，得瓦者女。”
需要指出的是，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成都府二》说：“东城楼，即散花楼也。”明代，南门锦江边毁于元蒙兵火的散花楼，其名已经被东门城楼所沿用，所以曹学佺才说，散花楼是东门之胜。
其实，自宋代开始，大慈寺——移忠寺——海云山（海云寺、鸿庆寺），已经是东郊春游的一条成熟线路。“东门买彘骨，醯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蟹。”春游归来，还可以像陆游一样，顺带捎回一包东门的美食，何乐而不为？
南门
万里桥——宝历寺——散花楼——武侯祠
《重修成都县志》记载，正月九日，被成都人称之为“上九”，这一天，满城的男男女女，到南门的玉皇观和武侯祠游玩，烧香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步行的、坐轿子的，人声鼎沸。正月十六这天，“武营罗列旗帜、兵仗”，人们纷纷跟着队伍出城到南郊的武侯祠，迎接喜神。喜神即专门掌管喜庆、喜乐的神，但其居无定所。据说城南的武侯祠，是属于火的方位，而喜神就属火，所以武侯祠被认为就是接喜神的吉祥方位。成都人后来逐渐在初一到武侯祠烧香逛庙会，俗称“游喜神方”。
南门的武侯祠与先主庙惠陵，至迟在盛唐时，就已经合为一体，所以杜甫《古柏行》才说：“孔明庙前有老柏……先主武侯同閟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或许自杜甫的这首诗开始，武侯祠就成为南门一处春游的重要地标和风景名胜。
唐宋时，南门春游的所在，除了地标南郊外的武侯祠，还有城内的名胜散花楼。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是李白眼中的“散花楼”。比李白稍晚的张祜《散花楼诗》说：“锦江城外锦城头，回望秦川上轸忧。正值血魂来梦里，杜鹃声在散花楼。”宋时的喻汝砺也有《散花楼》诗：“濯锦江边莎草浓，散花楼畔夭芙蓉。蜀山叠叠修门远，谁把丹心问李鄘。”陆游《初春出游》则写道：“犊车芳草南陌头，家家倾赀事遨游。万里桥西系黄骝，为君一登散花楼。”
《舆地纪胜》：“散花楼，（隋）开皇建，乃天女散花之处。”《大清一统志》载：“锦楼，在华阳县东北隅。《方舆胜览》：‘在成都县龟城上，唐建。前瞰大江，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合流。一曰锦江楼，亦曰散花楼。’”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并没有这段所引之语，其真实出处当是改自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少城者，西南之间，今之锦江楼也。《古今集记》：‘锦楼，在龟城上，前临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岭，东望长松。白敏中尝赋诗于其上。’”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二月，南诏进攻成都，北宋《新唐书》记载：“然南诏负众，益治器械，斧兵昼夜有声，将击锦楼，众失色。”南诏军从西南边的市桥门攻入西郭少城，据上述可知，在高骈改“内江”郫江（今府河）绕北东而下之前，锦楼当在西南的“内江”郫江与“外江”检江之间。今人常崇宜《锦城散花楼小考》则认为，唐宋时的散花楼在万里桥与旧笮桥之间的锦江边。
“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飖尽似乘烟霞。”张咏诗句，描绘了成都人在南门的踏青会。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后来的田况《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描述这一天也说“遂移踏青会，登舟悠游娱”“彩舵列城隈，画船满江隅”。新繁人梅挚《踏青》更是述其盛况：“人游宝历青丝骑，路隘土桥金犊车。”
从万里桥下河的“游江”踏青会，为张咏首创。淳化五年（994年），张咏外调为益州知州，时逢蜀地王小波、李顺起义，收拾残局后以治蜀著称，踏青会就是他整顿经济的措施之一。同时，张咏还恢复了唐韦皋所创的宝历寺蚕市。《永乐大典》引《成都志》说张咏：“（宝历）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二月二日，张咏所创的万里桥踏青游江，宝历寺宴游与蚕市，南门一时“郡人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
宝历寺，其名源于《乐府诗集》“椒觞再献，宝历万年”，宝历意为国运。此寺由自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出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并镇蜀二十一年、封南康郡王的韦皋，大约于入蜀第二十年时，在府之东南修建。当时的宝历寺，“崇崇宝刹，雄居厥右，启奇致也……锦江澄明崦俯槛，雪岭晴开而入座。”
宋时，子城南门附近还有玉局观、五门和红楼，也是游玩之处。费著记载，二月二日和三月九日，玉局观街还有药市，想必南门也是非常热闹。陆游有诗《初春怀成都》回忆南门药市说：“五门收灯药市近，小桃妖妍狂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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