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元亨/文

余茂智/摄

西门

安福寺塔—浣花溪—少陵草堂—青羊宫—都江堰—龙女祠

家在花行更向西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正月元日，即初一这一天，元代华阳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蜀）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这一天，成都人出门前，要就着一盘蜀地花椒，喝上一杯屠苏酒，以避瘟疫，然后才能家家户户、呼朋唤伴去“游安福寺塔”。宋代成都的安福寺，位于西门子城外，在石笋街之北，其前身在唐代名福感寺，又曾名大石寺。

和范仲淹同时，田况有《成都邀游诗二十一首》，其一就是《元日登安福寺塔》。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序说，“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塔，士女大集拜塔下，燃香挂幡禳兵火之灾。”大年初一，成都人纷纷涌向西门的安福寺塔，正如田况之诗：“遨赏空闾巷，朅来喧稚耄。人物事多閒，车马拥行道。”这一天真的太热闹了，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相对于南门万里桥的“小游江”，游浣花溪则被称为“大游江”，并且盛极一时。任正一《游浣花记》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钟惺《浣花溪》则记载了从万里桥上溯浣花溪一路花园一般的风景：“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沈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草堂诞生于浣花溪畔，当永泰元年（765年），又一次春望的杜甫，悄悄关上浣花溪边的柴扉，却不经意间，为爱花的成都人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春天的大门。

到了二月，是成都人的“花市”，举办时间可能在二月十五的“花朝会”，地点则依托西门浣花溪、青羊宫一带的“花行”。“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先后出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锦城参议的陆游，因“不拘礼法”“燕饮颓放”而被免职，其就在杜甫草堂附近浣花溪畔开辟菜园，像杜甫一样，躬耕于蜀，所以“放翁”诗中自注说，他当时的住所就在成都的花行，距大慈寺数里。

花会年年二月期

“花朝会”相传也是青羊宫的庙会。唐人萧遘在《成都》一诗中写道“月晓已开花市合”。《重修成都县志》记载，“青羊宫祭赛，花市极盛，百花咸集，农器、蚕器尤多。”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劝业道总办周善培，把“振兴实业”和“新春游乐”相结合，西门花会变成全省性质的商贸展销会，先叫“商业劝工会”，后改名“劝业会”。

1906年，受四川总督锡良的邀请，入川任成都补习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教习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其《游蜀杂俎》中曾记述，当时因为男女有别，劝工会规定男女不得同一天前往会场，于是就分别有男女专场。近代诗人吴芳吉《成都》一诗“成都富庶小巴黎，花会年年二月期……夕阳处处闻歌管，芳径人人赛锦衣……”描绘的正是二月西门花会的情形，届时，杂耍、川剧、小吃，各行各业纷纷借台登场，从青羊宫到二仙庵，人们在春天开放的灿烂百花中，迎来了一个成都人盛大的节日。

宋祁诗有“烟压西郊雨压津，满城歌吹为芳辰”之语。陆游“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二月海棠开，锦绣裹城迷巷陌”，都能让人想象伴随着柳丝新芽、海棠花开，以及晒着温暖和煦的阳光，跟着蜜蜂与蝴蝶，成都人在青羊宫、玉局观、浣花溪一带，沿着锦江逛花市流连忘返的情形。

花会一过，又迎来都江堰放水节。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官方就将清明日定为放水节，西门外的都江堰，从此会在清明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开水仪式。清人山春《灌阳竹枝词》描述放水节说：“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撤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睿圣夫人庙，即龙女祠。从黄休复《茅亭客话》之“龙女堂”可知，此庙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长史章仇兼琼为一梦中龙女所立，在少城的扬雄故宅附近，原名会昌祠。五代十国前后蜀时期，大旱时百姓祈祷降雨灵验，所以就被封为“睿圣夫人”，其位置从小市桥移到了大西门。三月二十七日这天，会在睿圣夫人庙前举办蚕市。这是继五门、圣寿寺、大慈寺、宝历寺蚕市之后，与三月三上巳节学射山一起，同为“三月蚕市”的两个分会场。

北门

升仙桥—昭觉寺—万岁祠—学射山

学射山上看蚕市

北门由于一直是在金牛道的“北大路”和今天的川陕路上，是陆路自京城入蜀、出蜀的重要通道，所以此条线路经久不衰，踏青、游宴、登山、泛舟，也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选择，而驷马桥、昭觉寺、万岁池（今白莲池）及附近的学射山（凤凰山）、天回镇，都是人们常去耍的地方。

大约从成都筑城后，成都北门外的学射山一带就被辟为学射场，如《华阳国志》载秦灭巴蜀，“仪与若城成都……而置观楼射圃。”20世纪70年代，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铜壶上就刻有弋射场景。

唐宋时，城外学射山，连同附近的昭觉寺、万岁池，以及因司马相如而蜚声的驷马桥（曾先后名升迁桥、升仙桥）的存在，出川与入川，送别与望乡，于是这一带就成为一个颇为普遍的郊游宴集场所。学射山，又名斛石山（或石斛山）、升仙山、星宿山、韫玉山等，今名凤凰山。费著《岁华纪丽谱》称：“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

最早关于凤凰山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古蜀时期。据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为妃。”当时，杜宇住在天隳山（天回山）上，利妃给他生一女，可爱至极，取名为凤。杜凤从小体弱多病，直至二十岁，尚未出阁便病死宫中。蜀王杜宇悲伤不已，将爱女葬于天回山西南边的土坡上，以便随时看到爱女之墓。由于爱女情深，蜀王将杜凤以王妃的规格而葬，在墓上覆盖大石镜。石镜的形状和古代的量器斛相似，后人就叫此山为石斛山。

道教历来讲究风水，石斛山的地形“势如巨浪，重岭叠嶂”，这种地形在道家看来是可以“葬千乘（王侯）”的风水宝地；同时，石斛山所在的东北区域又是成都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风水学中有“东北多仙山”的说法，石斛山因此成了道教鹤鸣山之后，道教最理想的修行之地。

三月三日是上巳日，传说是张伯子在凤凰山上学成飞升之日，所以成都人这一天出北门，纷纷涌向北郊的学射山和万岁池。这天，学射山不但会举行祭祀活动，也会举办蚕市。青城山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传》说：“一岁上巳，满川（成都乐官于满川）于学射山通真观看蚕市。”

春郊买食百忧宽

万岁池在凤凰山山脚，传说是因张仪取土筑成都城而形成的池塘，即今白莲池。田况有《三月三日登学射山》诗，而从范成大的诗中看，官员一般头天即出北门，上山，第二天祭拜后，在万岁池晚宴后才会尽兴而归。

“门外盛车徒，山半列鄽市”“指撝武弁呈飞骑，次第红妆数胜筹。”田况的《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三月三日登学射山》和范镇的《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都可以让人想象宋时“学射山”三月三上巳节踏青郊游的热闹。

事实上，在初唐，学射山就因为至真观而成为北门外的一大胜景，卢照邻就描述了法会时的热闹场景，“每至三辰法会，八景真游，霓裳荡耀魄之华，羽盖转风云之路。”“女校书”薛涛也曾经陪同当地官员游览山中，写下“今日忽登虚境望，步摇冠翠一千峰”。

三月“清明日”这一天，《重修成都县志》记载，成都人和府衙、兵丁会抬着城隍神像出北门，“厉坛祭孤”。所谓“厉坛”，《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里社则祭乡厉。”

清明这一天，成都人出北门上坟、去昭觉寺烧香的也特别多。于是就有了清明“欢喜团”。清嘉庆八年（1803年）成都人杨燮撰百首《锦城竹枝词》，其中载有一首关于川陕路上欢喜庵（昭觉寺下院）的竹枝词：“‘欢喜庵’前欢喜团，春郊买食百忧宽。村醪戏比金生丽，偏有多人醉脚盘。”清明成都人出北门祭祖或郊游踏青，北门至欢喜庵一路上，都有欢喜团卖，家家户户都会买几串欢喜团给小孩子，一为忘忧，也祈无病。昔日的“欢喜团”，据说已经演变成了今天成都满大街的名小吃糖油果子。

北门这一条线之所以成为胜地，还因为有“十方丛林”昭觉寺——“升仙桥北，长林苍翠，曲涧潺湲，大非人世间境，乃昭觉禅寺”“仙宫、佛院，成都颇盛……观如元天、云台，寺如昭觉……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因为有了昭觉寺，北门外的青龙场也好不热闹，一度成为成都人出城“买相因”、买新鲜菜蔬的好地方。

由于人流量大，北门聚集起了许多商铺和小摊小贩，就连驷马桥，也形成了有场期的“驷马桥场”。南宋陆游出北门去昭觉寺，就曾经在桥头用过早餐，回城遇上大雨，还在桥边的小店住了一晚。

1838年的正月初七，道光戊戌人日，四川按察使多时帆、四川盐茶道周蔼余、成都府知府张晓瞻、四川成绵龙茂道道员王春绶一干蜀中要员，相约到成都北门外的昭觉寺雅集，并作诗数首，担任过荣县知县的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里记下了这次游玩：

“昔日白乐天、苏东坡喜与客游宴，而政益修举。蜀地江山奇丽，环成都尤多名迹。士大夫以时雅集，非徒见熙朝文物之盛。而时当淸宴，为政多暇，亦韵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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