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璞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次会议科学定位了大开放与大开发的辩证关系，为西部地区提高开放水平，形成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动力指引方向、明晰路径、揭示关键着力点。
西部地区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
近年来，作为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近5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5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6.9万亿元，年均增长4.9%。但区域间对外开放发展的不平衡性仍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与沿海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开放格局亟须调整。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解决区域协调问题和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当前，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深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不断流动与联结，区域内经济联系密度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开放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有利于减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国家区域战略的深度融合，促进各地区协同开放，通过向制度化开放的转变，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平台网络，使各区域在优势互补的竞争合作中实现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提供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变单纯的要素型开放为制度型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坚持内外协调的开放，通过内外协调，如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等，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打开新思路、提供新动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拓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文明包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开放，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打造更多对外开放平台，贡献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型开放，如我国提出的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升了合作伙伴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能力，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项目多点散发的空间布局效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的共治共享型开放，通过谋求“最大公约数”，达到全球治理新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拓展发展空间。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的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形成生产力跃升和生产方式变革，以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促进产业融合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推动西部地区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西部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须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遵循
我国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发展方式的差异，造成区域协同开放的不平衡不充分，我国西部地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完善沿边地区各类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
找准定位，加强区域合作战略深度融合。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架构严密、制度建设扎实的整体。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在于补短板、扬优势，构筑向西开放重要支点，将碎片式的开放转化为整体协同的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合作上更加协调、在竞争上更加有序，从而加快优势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互利共赢。
打通堵点，强化通道建设。西部地区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意味着要将开放末梢打造为开放前沿，因此，通道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促进沿线节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激发沿线城市的经济活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带动西部地区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极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让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沿线节点城市应建立城市间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协调发展制度，推进技术和数据共享，促进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各城市的合作共赢。完善交通设施为通道建设提供现实依托。成都巩固“两场两港”优势，统筹推进中欧班列（成渝）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互联，强化“两场一体”协同运营，推动国际和地区直飞航班增班加频与国际中转联运航线拓展，进一步拓展了开放通道。而成都、重庆最近批量上新的国际航线，尤其是繁忙的货运航线，以覆盖更广的物流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和运输路径，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货物的流通速度，将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为货物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快速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
培育创新高地，搭建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时代大势，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西部地区实现跨域式发展的契机。西部地区尤其是四川等地，可有效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与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要围绕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等对外开放战略实施，在切实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国别合作园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既有平台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建设更高规格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机制，搭建一批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不断提升开放平台影响力，将西部地区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要地。
制度创新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
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资源要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助力经济长期增长。成都正坚定不移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坚持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打造开放层次更高、制度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经济活力更加充沛的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开放是成都发展的最大变量，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让开放发挥最大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从商品和要素型开放转向了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的效率与水平，关键在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统一和有效衔接，即制度层面的开放。因此，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制度创新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必由之路。
以自贸试验区为例，其制度创新面临深度不足、整体性不够、探索空间受限等问题，限制了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现如今，我国在商品与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的制度体系已基本与国际接轨，需进一步提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而在数字贸易、跨境人才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领域的规则与国际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应从制度创新入手，鼓励各平台各领域大胆创新探索，根据形势和发展需要，动态调整政策措施。不仅如此，还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提供更高水平的制度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立适应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经贸规则标准化发展趋势的开放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入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之中，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效衔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