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科技创新极为活跃和创新竞争极为激烈的智能经济时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颠覆性科技创新活动与高质量成果转化，就不可能孕育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可见，科技若仅以一纸专利或论文的形态出现，将始终无法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也就无法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无法形成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科技成果转化的三种模式
科技成果转化之所以在基础研究到形成产业的全流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是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环节。简言之，科技成果转化能够把“新技术”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如何将科学研究能力与现代产业体系相融合，将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不仅关系到不同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关系到科技创新是否能真正融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各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科技创新从源头到产业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基础研究等研究类型也并非直接面向转化。因此，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有一定的动力推动才能得以实现。根据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力、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两大维度，大体上可以将科技成果转化分为三种模式：个人委托转化型、个人直接转化型和机构驱动转化型。
个人委托转化型是我国最普遍的转化模式，在高校、科研机构中都有大量运用。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是指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取得科技成果后，向所在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部门进行披露或登记，委托其开展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等事宜。该模式是分工明确、角色清晰、多方获益、专业人做专业事的转化模式，形成了普遍接受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环节，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典型代表，也是我国高校科研机构普遍借鉴学习的模式。但是，由于传统高校、科研机构的主要职责和使命是教学或科学研究，并不是科技成果转化，因此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具体体现在：科技成果申请专利数量多但转化率低，高校科研转化机构市场化运行机制不足，缺乏专业化市场化的转化人才队伍，同时在“资产评估”“保值增值”等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存在制度和政策障碍。
个人直接转化型是指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科技成果完成人拥有科技成果的所有权，从而自行实施转化。由于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是科研机构，个人一般无权直接自行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过去曾出现过的科研人员绕开科研机构自行实施转化（容易产生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等风险）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减少。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的改革，个人直接转化型将会持续在实践中深化发展。
机构驱动转化型是指科研机构本身以成果转化为核心使命，精准对接科技和产业、积极推动科学家开展面向市场的研究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从而通过集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方式搭建起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是机构驱动转化型的典型代表，包括深圳在内的不少发达城市正以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为目标、实现产学研深入融合、提升战略科技力量。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目标定位本身就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来自政府、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建有利于汇聚优势资源，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克服行政体制弊端，因此尤其适合跨区域的产学研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四个着力点
成都是我国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成都应充分利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将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一号工程”持续深化实施好。在新起点，建议主要以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新路径，着力将成都打造成为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和西部科技创新高地。
一是精准引进与成都产业发展等高关联性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是推动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功能的新型组织形式。与国内外高校或科研单位合作设立“小而精”、专业聚焦的新型研发机构，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等研究开发并向产业转移转化。依托新型研发机构，试点打造“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探索科技与产业对接新模式，实现科研人员和初创企业打破空间壁垒，在“楼上楼下”共事，缩短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的时间周期。
二是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畅通成果转化链条。培育一批市场化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挖掘基础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市场价值。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咨询服务，协助专利申请、技术授权许可和技术转移收益分配问题的谈判和协商。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机制、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操作指南，探索成果权属改革计划、制定宽容免责政策。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队伍培养，鼓励成都高校与科技企业合作培养“技术转移”专业硕士。
三是加快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促进高水平科技成果与需求企业的常态化精准对接。构建辐射全国、链接“一带一路”的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的完善，推动和监督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协助高校、科研院所设立专业机构推进科技成果中试熟化，推动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建科技企业孵化器、小微企业创新基地等转化平台。设立成都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定位早期前沿科技类投资，专投第一轮、专做领投、专投硬科技和核心技术，助力有转化价值的早期科技成果项目获得融资支持。
四是打造开放性创新平台营造有利于“解放科学家”的人文社会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在于创新、关键在于人，要重点解决高校院所作为成果转化主体的创新能力问题，逐步探索、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市场导向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活力，如探索实施年薪制、项目工资和协议工资制，形成有效的成果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研究制定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政策保障措施等。结合高校实际，在高校周围探索建立规模适度的大学科技园，借助高校雄厚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吸引高技术企业、金融机构、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科研院所等向科技园区集聚，将企业的管理优势、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服务优势与高校的科研优势有机融合，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开放性创新平台。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