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两千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的超大城市，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文化的记忆和文明的根系早已根植于成都的城市基因，形成了多类型、多层级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目前，成都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6个，省市级历史文化名镇18个，省市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省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56处；世界遗产2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2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2项；历史文化街区12片。
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成都如何保持城市的个性特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城市记忆得到传承延续，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共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要有最佳平衡点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面临着土地开发、旅游和交通、旧城更新等众多问题，城市高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城市肌理及其环境，导致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在保护利用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
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的现实冲突。城市作为一个随着无数人的活动逐渐积累、层叠起来的有机体，其文化景观是多个时代的场景、不同意义的内容彼此交叠的结果。一方面，每个时代都留下了独特珍贵的历史印记，应得到有意识的保护；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前走，面向未来的变迁会带来形态、使用者或是功能的改变，城市作为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目前在成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城市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
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本体和环境的丢失。由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步较晚，人为或自然的破坏，使许多文化遗产本体在整体或局部上遭受到了损害，没有做到能保则保，应保尽保。在融入国际化进程的同时，现代工业化所主导的城市空间架构、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也会对成都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遗产本体形成消解和破坏。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也影响了文化遗产本体所依托的社会生活方式或者是文化传承基础。
静态保护模式下城市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缺失。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过去往往偏重物质环境改善的静态保护模式，更多重视对文化遗产原貌、现状的保护，而较少考虑文化遗产在以文化人、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遗产保护过程中，有的地方为了旅游开发将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整体出让给企业管理经营，原有的社区文化被切断，居民与游客、居民与商家间的社会融合问题凸显出来；有些地方割裂社区与遗产的联系，“被保留”的文化遗产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文化被异化为空心的符号，抹去了遗产的历史原貌，拆散了文化骨架，使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难以存续。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投入和功能弱化。相对于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文化遗产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成效，成都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虽然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数字化资源存量不足、数字化应用发展相对迟缓、沉浸式体验与展陈表现力不强、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等，文化遗产与数字科技实现纵深融合的创新驱动力较弱。
重构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从保护到更新：历史环境复兴和当代发展的激活。保护与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成都的城市发展需要将两者有效组合，恰当的城市更新有利于遗产的利用展示，正确的保护可以丰富城市更新的特色和意义。成都应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载体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与登记，运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统领的多规合一的工作平台，对历史街区的总体空间格局特征、历史街巷景观特征、历史院落与建筑的空间、营造、装饰等特征、传统的业态、文化活动等，制定保护、展示、利用的措施及引导性实施细则，兼顾城市遗产的保护与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及城市的发展。
首先，对于遗产保留完整、价值突出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或者历史建筑群集中的片区，在改造理念上既要注重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也要注重传统功能和精神的延续。对于一部分有较高商业和文化旅游价值的项目（如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是在保留遗产建筑、传统氛围、历史功能和人的活动基础上，通过保护建筑功能提升、环境整治和文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市民、游客的城市空间和配套服务。对于居住功能完整保留的历史地段（如，老街、社区），改造更新以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提升为核心目标，在选择城市环境更新手法时注重社区传统氛围的延续、集体记忆的强化，强化居民的文化凝聚力和自豪感。
其次，对于一部分文化遗产的原有功能不再适合未来城市经济和功能要求，但其物质空间保存相对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富有一定时代或地域的特色，如工业遗址。进行城市更新时，在延续原有空间风貌特征的同时，通过适当的更新改造，满足未来新功能的需求。典型的案例如成都东郊记忆园区的改造，在功能方面大胆更新，原有生产空间转变为城市文化服务的公共设施和为创意产业服务的职能空间。
第三，对于在城市中一些价值相对不重要、已经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拆除和破坏的不成片的文化遗产资源点，应该用织补的态度来面对片区的更新，用新建的传统风貌建筑缝合保护建筑之间的空间，并通过景观环境的塑造，最大程度恢复传统空间的尺度感受，使遗产保护部分介入城市更新。
从局部到整体：再塑城市文化景观。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需要进一步由“局部”转向“整体”，即从狭义的文物保护转变为宏观景观保护。对成都而言，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停留于文物古迹或重要地标性建筑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的就是历史上有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要保护任何具有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而不只是历史城区和数片零散的历史文化街区。具体而言，成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强调，不仅保护文物的本体，还要保护其环境；不仅保护古代遗址、古建筑，还要保护近现代工业遗产、乡土民居；不仅保护独立的文物本体，还要保护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把风俗、民间工艺、传统技艺等纳入保护范畴。
从静态到活态：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城市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艺术画廊、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融合。文化旅游业是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最活跃的连接点之一。随着国内外文化旅游需求的迅速增加，成都应从战略层面合理规划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将重点放在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改造、保护和管理上。支持当地社区通过发展产业，从旅游业中获得经济收益，从而加强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同时，还应注重对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为当地经济活动提供场所。
从存量到流量：推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数据化与物联网化是实现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方式。成都应发挥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保护和创新方面的作用。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建立文化遗产的数据库。生成文化遗产的高精度、高保真的数字镜像，通过数字手段进行有效的记录和保存。让文化遗产以数字化的形态永续地存在，同时也为后续一系列数字服务和应用提供基础。二是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建立“数字人文”的新型研究方法，利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更广泛的知识关联，便于研究者从海量的文化遗产数据中发现新的规律，生成新的故事，这些都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促进文化遗产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和创新。三是促进面向公众、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的文化传播和体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能够非常好地激发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展示和传播，增强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科技手段，创新消费场景，激发经济活力，从而可以让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消费三者更好地互相促进、互相助力。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