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对于成都这样一个拥有2100多万人口且承担着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光荣使命的超大城市而言，通过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做大蛋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时期的第一要务，因此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发展模式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规模扩张”的增量扩能为主调整为“结构升级”的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并举，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尤为关键。
“被忽略因素”
经济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以及“被忽略因素”三个部分带来的增长；其中，“被忽略因素”，即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被认为是各类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而产出与投入之比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率。生产率又分为单要素和全要素，常见的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量资本产出率，主要是从单要素的角度衡量经济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相对于单要素生产率而言，反映劳动力、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综合效率，是在经济增长中各类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扣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以及“被忽略因素”三个部分带来的增长；其中，“被忽略因素”，即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理，是通过技术进步及制度变革促进生产组织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改善，进而降低产出增长对资源要素投入的数量依赖，本质上是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来实现更高效率、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内涵型集约化水平和综合质量效益提升的重要表征。
通过对先发国家（城市）规律经验的梳理发现，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但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要素投入的贡献逐步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步提高，从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全要素生产率纵向走势来看，总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增长—增长放缓—企稳恢复”四个阶段的变化，与这一趋势规律是比较吻合的，表明成都当前正处于经济迈向集约型增长阶段的关口突破期。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在改革开放红利的集中释放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波动幅度较大，但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74%上升至1993年的10.95%，年均达到4.06%，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平均贡献率仅为31.23%，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
第二阶段（1994—2011年）：在我国加入WTO带动国际资本、技术等要素加快引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有利因素支撑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幅度较上一阶段明显收窄，平均值分别为5.48%、43.08%，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1.42、11.8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改善态势较为明显。
第三阶段（2012—2016年）：在全国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经济转型压力加大背景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呈现明显放缓趋势，从2012年的5.70%、43.81%分别降至2016年的2.41%、31.24%，平均值分别为3.28%、33.32%，较上一阶段分别下滑2.20、9.7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客观上有所减弱。
第四阶段（2017年—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创新动能持续培育的推动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由降转升、企稳恢复态势，2017年—2019年平均值分别为3.60%、45.16%，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0.32、11.84个百分点。
“额外产出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额外产出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两大核心因素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渐进性的过程，成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以效率为中心组织和激励经济活动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额外产出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两大核心因素驱动。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变革和全方位转型。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动能重塑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中长期慢变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渐进性的过程，成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以效率为中心组织和激励经济活动。
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转化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一要瞄准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的颠覆性变革性技术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重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溢出效应，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校企联合实验室等衍生转化平台，打造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二要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升。三要抢抓战略腹地建设、产业转移等重大机遇，统筹场景提供、政策赋能、优化服务，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低空经济、氢能、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新产业领域突破发展。
着力提升高端要素集聚配置能力，促进资源要素向高效领域流动。一要发挥产业基金链接功能，积极组建瞄准未来产业领域的天使投资基金，“壮大耐心资本”，充分发挥成都西部最大规模产业基金集群作用，打造未来产业子基金品牌矩阵，综合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其进行多维“画像”，提升优质项目挖掘和产融精准对接能力。二要持续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着力打造一批“既懂市场、又懂科研的专业复合人才队伍，支持其开展成果发现、挖掘、策划和转化活动。三要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培育服务型、应用型、技术型等数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加快促进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壮大。
着力提升系统改革集成能力，推动体制机制赋能增效和活力激发。一要深化要素资源市场化共享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平台型企业拓展融通协作新模式，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二要完善资源要素差异化配置机制，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与产业挂钩”逐渐转向“与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企业效益挂钩”，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优势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向高效领域流动。三要强化要素市场建设和专业服务效能，补齐成都在技术市场、知识产权等专业要素市场上的短板，创新信息链、人才链、资金链“三链”互动机制，实现各类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作者：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财政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