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荣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全会就现阶段如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其中专门针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进行了具体阐述，做出了系列部署和安排，提出要“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有效举措，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做好区域开放工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指出了方向。

东部沿海地区

加速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国对外开放是从4个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起步的，积累初步经验后，再向中心城市、沿江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推广，在区域间形成了循序渐进的梯度开放模式。过去40多年，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经济优势和政策支持在对外开放中占有领先和主导地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东部沿海地区的新使命新任务，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先发优势、丰富开放经验和综合实力，理应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前列，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综合考虑新时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要求和最新进展，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先导地位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促进要素流动特别是人流、物流便利化和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加大探索力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如北京将外国人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许可“两证联办”简化手续、缩短时限，率先出台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的管理措施；广东强化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推进横琴、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在要素流动、产业合作、跨境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促进大湾区营商环境迈上更高水平。

二是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在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对接CPTPP和DEPA等国际高标准规则，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如北京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领域对接国际高标准展开一系列政策创新，在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上海在科技、教育、金融、健康医疗等8个现代服务业领域进行开放试点，推动政务服务、人才保障、争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上海市及浦东软件园等重点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示范发展。

三是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支持全产业链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乃至世界领先的高质量特色产业集群。如上海以“中国芯”“创新药”等六大产业为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天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地；广东和浙江的跨境电商、江苏的生物医药、福建的锂电池生产均已形成高质量产业集群；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优势凸显。

四是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大力推进首创式、集成式创新。如北京服贸会是全球首个也是唯一专门以服务贸易为专题的全球性展会，上海进博会则是全球首个也是唯一专门以促进进口为主题的全球性展会；2024年3月获批的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以促进国际商务交流为目标，在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区、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上，叠加进出境人员便利化的政策和措施，旨在通过政策集成效应，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不仅助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也有利于带动长三角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五是积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如北京、上海等率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在促进高端购物、医疗、教育境外消费回流方面成效显著。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自2000年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过去20多年，先后出台多轮涉及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大大加快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开放发展进程，但总体而言，与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有较大差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和殷殷期望，也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如何推进高水平开放指出了明确方向和清晰路径。

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实施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进一步完善了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相互叠加，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丰富开放路径、优化开放模式、加快开放进程、提升开放水平提供了战略机遇，正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从实践进展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高水平开放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新特征。

一是基于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区位优势，开辟高水平开放新路径。如吉林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着力增强优势产业外向度和特色产品竞争力，深入实施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连接中俄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受益于中欧班列，2023年吉林全省外贸进出口实现1679.1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627亿元，增长24.9％。

二是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如湖北作为科教和制造业大省，综合利用花湖国际机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加强与中部兄弟省份协作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和中德、中法、中日等国际产业园区，积极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是充分有效利用自身要素禀赋和综合比较优势，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如四川自古以来“蜀道”就是丝绸之路的节点，积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通道建设，构筑起立体多元的对外开放交通体系。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内地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同时承担“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集结功能，构建起西至欧洲、北上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四向拓展”网状体系。成都国际铁路港成为全国五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航空枢纽国际客货运吞吐量、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外贸进出口总额均居中西部首位，在服务国家促进国际交流交往、维护国际贸易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开放门户作用，当之无愧已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属于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既是践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也为我国成功实施循序渐进的梯度开放战略提供了有效路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合理分工和有效协同，最有雄心的开放政策通常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进行试点，积累初步经验之后，再向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全国推广。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开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先河。过去10年，继上海之后，陆续设立广东、辽宁、海南、山东、北京等共计22个自贸试验区，涉及51个城市和海南岛全岛，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自贸试验区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全力推进制度创新，累计部署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贸易、投资、金融、航运、人才等方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初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框架体系，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并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现制造业“清零”，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取得新成效作出了重要贡献。到2024年上半年，中国22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039.6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4.1万亿元，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20.8%的外商投资和19.5%的进出口。

改革开放没有止境。在已有成就和经验基础上，继续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要举措。

一是与国际高标准对标，营造更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知识、信息等各类要素自由便捷安全有序流动，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持续提升贸易、投融资、支付、结售汇、出入境、交通运输等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二是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推进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扩大开放为重点，发挥综合试验和引领示范作用，引领服务业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挥好对区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在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引领示范和帮扶作用。

三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注重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支持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差别化、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高质量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四是以规则治理为手段，通过科技赋能，提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水平和治理能力，加强防范化解系统风险的能力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实现开放、发展与安全的协同效应和良性互动。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