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排班站队的经历，至今我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在春熙路上的那一次辛苦而难忘的排队购书。

1978年4月底，《成都日报》刊发消息，一批重新印刷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将于“五一”劳动节在春熙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那时刚从特殊年代里走出来的人们，物质生活贫瘠匮乏，精神生活更是单调苍白。说到读书，文学书籍少得可怜，无非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克非的《春潮急》等有限的几本，外国文学作品一律见不到踪影，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统统被打入冷宫。看到报上的消息，人们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和激动。

因为读过《变色龙》和《万卡》这两篇小说，喜欢上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五一”节一大早，我急匆匆拿起馒头边啃边往春熙路走，一心要去买那套上下两册的《契诃夫小说选》。

历史上，春熙路就是成都的“王府井”，街上有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胡开文”文具店、成都工艺美术商店、精益眼镜店、百货商店、古籍书店、耀华餐厅等，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店。即便在那个根本谈不上商业气息的年代，曾被改名“反帝路”的春熙路，也丝毫没有动摇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尤其到了星期天，摩肩接踵的人流纷至沓来，热闹非常，到春熙路逛街购物绝对是不二的选择。

刚走到春熙路口，远远看见路两边的店铺陆陆续续开门营业了，唯独街道中段的新华书店还是店门紧闭，门前却已是黑压压一片，买书的队伍排了二三百米长，人流有增无减，队列越拉越长。

排队购物是那个年代里的常态，队列中有些人头一天晚上，或者半夜时分就到书店门前排队了。思想和情感被禁锢得太久，人们太需要一个宣泄释放的空间。大家紧靠着书店门前几扇不大的玻璃橱窗，自觉站成了两列纵队，耐心等待书店开门。

为了搞清楚前面的情况，我先跑到队伍最前头，见这里用粗绳围成了一个圈，几名手臂上套着红袖标的工作人员在指挥队列，维持秩序。透过他们身后虚掩的大门，一群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正把牛皮纸包着的成包成捆的图书从大卡车上卸下来，不大的院子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

书店大门上方，端端正正贴着一张饱蘸浓墨写就的“售书目录”，整整齐齐写满一长串书名，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契诃夫小说选》《一千零一夜》《古文观止》《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郭小川诗选》……看到这些仰慕已久的书名，感觉自己就是走进了四十大盗山洞的阿里巴巴，激动得不得了。

售书的过程可不简单。那时没有微信扫码，没有支付宝，一律现金付款。书的定价都有角角分分的零头，付钱找零就很花时间，长长的队伍半天移动不了几步。

时近中午，太阳火辣辣高悬头顶，道路两边的树荫遮挡不住明晃晃的阳光，天气越发热起来。几个小贩一手把着自行车龙头，一手抓住后座上装满冰糕的木箱，满大街吆喝“果汁冰糕，牛奶冰糕……”许多人从提包里摸出蒲扇、折扇使劲扇风，见排在前面的人抱着一摞摞崭新的书，兴高采烈而去，难免焦虑烦闷，不时发出几声抱怨。

我随着队伍慢慢往前走。要感谢排在前面的两位五十来岁的男子，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极其健谈，让我把这趟难捱的排队变成了一堂文学启蒙课。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头一回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都是哪几位文学大家，我也才搞清楚写《基督山伯爵》的大仲马原来是《茶花女》作者小仲马的父亲。他们对一年多前刚去世的著名诗人郭小川特别推崇，竟然可以大段背诵郭小川的代表作《团泊洼的秋天》，可见在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诗歌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那个年代的排班站队绝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没有手机陪你消磨时间，没有iPad伴你娱乐消遣，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也不可能有“美团”“饿了么”为你服务，春熙路上更是见不到现在那样布满街头的小吃摊点。排队的人们，有的自带馒头加泡菜算作一顿午饭，有些家住附近的，家里人就用饭盒、保温杯送饭过来。我没有想到，这一趟买书会排队这么长时间，只好饿着肚子坚持。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春熙路上排队购书的队伍还是那么长，我却觉得自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离冲刺的终点线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如愿买到了自己喜欢的新书。捧起两本崭新的《契诃夫小说选》，淡绿色封面上是线描的契诃夫头像，夹鼻眼镜里睿智的目光严肃地看着我，浓密的胡须下面，紧抿着的嘴唇似乎正有话要对我讲……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再不会为买书如此辛苦受累。相反，我们为之烦恼的却是缺少读书的时间、读书的心境。那套《契诃夫小说选》已被我翻阅得陈旧不堪，书本有些脱线，书页里扑鼻的油墨清香更是早就荡然无存。然而，当年春熙路上的那一缕书香，像一壶浓酽醇厚的云雾雪芽，芝兰沁心，深深浸润在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