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敏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的缔造与弘扬需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涵了一个民族、国家探索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三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指明了要通往未来，必须着眼当下，并回溯至历史场域中寻求答案。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现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阐明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追求，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三个层次上的时代价值，实现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国家层面的价值表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理想形态层面的价值表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典型特征。我们要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国家。这一价值理想鼓舞人心，满载我们对于祖国未来的美好期望。
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早已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经验。以“和谐”为例，早在周代，太史伯阳父就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表达过这种政治智慧，后来晏子的“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以及孔子对于君子与小人的周比之分，都是对这种理政思想的阐发。再言“民主”，《尚书》在谈及民众与邦国之间的关系时曾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于是我们看到，帝尧命羲和以“历象日月星辰”来授民以时，郑国子产为了倾听民意而“不毁乡校”，唐太宗为广纳百言而重用魏征，天水一朝甚至公然喊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纵览华夏历史，重民思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悬置”存在，而是真切地融入了我们2000多年的历史血脉之中。关于“富强”，富强之术在于因时变革。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春秋、战国时期，前有齐桓公用管仲之法，“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后有秦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中国在“法统”之外，又有“道统”一脉，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共同谱写了民富国强、民胞物与、化成天下、和实生物的中华民族历史。
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今社会的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党和政府不断重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公正和法治。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践行这一崇高理念，正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使人民得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一种对秩序的天然情结，其中关于群己关系的探讨，就体现了对构建社会秩序的思考。孔子及其学派通过提倡礼乐文化，进而要求建立一种使人“群”而有“分”“分”而能“群”的社会秩序状态，以保证个体诉求与群体利益的和睦共存。在强调群体利益的同时，不仅对个体生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且强调个体的人格挺立。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知他是要通过“德”“礼”，追求一种民众更高自由维度上的公平、合理秩序，而这种追求是从有价值自觉的个人推扩出来的。与之相类，魏晋玄学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看似是对个体人本主义的凸显，实质上是在传统名教危机和社会动荡条件下，对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思考。法家认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关键在“法”，毕竟大道无形而法有形，只要根据大道规律制定法律，社会就会按照法律有条不紊地运行，最终实现以法治替代人治。其所倡导的以信取民，以刑辅礼，以平等而无视贵贱等思想，若我们善加扬弃，就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扬人性之善，聚国家合力。上述所引思想内在地蕴含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丰富内涵，学界需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现状对其进行深层挖掘和阐释，熔炼出系统而具有时代价值的理论。
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包括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德性品格等，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
《大学》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中国虽没有宗教，但中国人却早已接受了自己的道德属性，以希贤慕圣自期，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道德境界”，这与西方高扬个人主义的现代化历程，迥然不同。以至于今日，国人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便是自我的失落，即个性解放后，如何安顿自我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拿来主义”的气魄和格局，但更要回到自己的源头活水，从庄文、禅语、陆王心学等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并将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重建以个体为本位的意义系统，重铸信仰的超越力量。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公民的道德要求才能生长出坚实的根系。回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看到禅宗作为佛教本土化的代表，将“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作为修行法门，不离现实世界去证得大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之所以能从容赴死，也是因为有着对传统社会构建的天地仁义道德价值体系的信仰超越；而王重阳的“身在凡尘，心游圣境”，更体现了中国人以出世之心态做入世之事业的觉悟，这些正是现代社会个人修养德性的必备精神。政治复兴需要建立在文化重建的地基之上。“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汉兴70年而未得善治，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议，“不如退而更化”，即施行崇儒更化，以文化建设推动政治建设。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近代以来的中国尤为缺少这样的一个积累过程。如今新中国已建立70余年，与董仲舒时代的处境颇为相似，进行文化革新可谓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若想自成系统，深入人心，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鼓励学者们沉潜于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研究中，长期耕耘，正本清源式地“整理国故”，而后融合西学，建立从公民到社会、国家完整的价值意义系统，从根本上解决探索国家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三问，方可渐次推进中国文化之繁荣、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