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筱强

甲辰深秋，我于落叶声声中收到程远兄寄来他的散文新著《小镇流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一版一印），“实在是高兴的弗得了”，连用数个晨昏捧读一过，便有了一些拉杂的念头。

美国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其小书《存在的艺术》中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当生活的实践从矛盾及非理性中解放至一定程度，生活的蓝图才可以和现实相对应。”由此，我想到，写文章，其实就是书写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寻找出来的、体悟出来的，不如说是活出来的。在程远的笔下，无论是对往事的非虚构遥想，还是对自己所历人物与事迹的虚构沉思，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精神世界，一个新的实在，那个世界比我们有限的生命要广大得多，有人世间诸般世相，有变迁流徙，更有悲欣无常。比如，他写父亲在矿上打更下班回家时，必定要背上两捆柴火，“从山间小路到矿区大道，蹒跚而行，高耸的柴火压在父亲弯曲的背上，让人疑心是不是整座大山他都要搬回家来。”（《父亲在上》）他写母亲在秋天捡地，“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一连几天，母亲住在十几里外的村庄，白天捡了苞米谷子，夜晚就用手搓将下来，分门别类，装进口袋，直到带去的口袋都满了，才肯背回家来。有时夜雨滂沱，本想母亲不会回来，可她却敲响了门。”（《母亲的记忆》）但凡有过苦难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作家写作散文的前提是认识情感的层次，这当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岁月的理解，“工夫在诗外”。如果进一步解构，就会发现，在程远的文章中，父亲的爱与母亲的爱，表达方式虽有不同，但其本质却惊人地相似，即几乎都有让人无以为报的奉献精神，这种特有的个人成长史，成为他在书写这“经历的结构”中，最为难忘也最为深刻的部分。

由此延宕开去，一个作家想要真正接近世界并深刻地把握世界，对自我的超越与突破就不能不是一个前提。作家当然必须体现出人类的自我意识，必须更深切地揭示出人自身的生存，当然，这种自我绝对不是封闭的，而是无限敞开的。就像莫里亚克说的那样：只有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只有从生活的表层退出并深潜于生活的内部，我们才能在自己书写的世界中替世界说话。在我看来，程远在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与生命观察中，既有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比如与他血脉相融的前山与后山，铁道与南岔，车站与礼堂，邮局与合作社，小馆与粮站，路灯与水井，河套与菜园，年画与灯笼……更有与他内心世界不可须臾分割的真挚益友，如小满子、侯振刚、邵守红、付希全、孟老师、祁亚轩……这些历历在目且在心的人与物，构成了他“杯酒人生”的辽阔背景，也见证了他自身精神肌理生长中见微知著的对冲与和解。当他以文字的形式与这些记忆的图景再次相遇和碰撞，或许会在某一恍惚的瞬间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又陌生，甚至，在岁月的涤荡之下，自己也成了自己如此熟悉的陌生人。

作家通过文字与芸芸众生相互遇见，是文学的相遇，也是生活的相遇，生命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世界的相遇。读完程远先生的这本书，也让我想到这句话：天下文章，归根到底，是个体生命之间颠沛命运的相遇。作为书写者，当我们用文字记录了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记录了一群人的命运，记录了自己的命运。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语言的冒险，那么它虽不超出心灵，却必须有消化一切的指涉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从垃圾堆里寻找钻石”，不断地通往无限之可能性与多义性。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后现代碎片化的语境中，在不断需要完善的个性化的写作中涵养与拯救人类对世界的敏感，如何完成自我乃至他我在生命孤寂的荒野中启示录般的呼告，也是每个写作者需要共同直面的灵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