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国又一座极其重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位于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全面展示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陶寺遗址，是具备早期国家特征的都邑性遗址，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那么在距今4300年到3900年的陶寺遗址中，国宝文物如何生动描摹“早期中国”的模样？

● 一把圭尺

测量“地中之国”的时空刻度

在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一把看似平平无奇的“圭尺”，却成为引人注目的存在。

与今日我们用来测量长度的尺子不同，陶寺遗址的“圭尺”所测量的，是远古时期先民对于天地自然的深刻理解，更是陶寺之所以能揭开“早期中国”面纱的重要原因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生动描绘了远古先民通过观察天文现象，制定历法，而这把圭尺，正是这一智慧的具体体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复原与测试，他们惊人地发现，圭尺上的第11个刻度恰好对应着夏至日影长的标记点。这一发现不仅与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吻合，更揭示了陶寺文明对时空的精准掌控，以及他们对宇宙秩序的独特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推断，在早期国家形成的时期，这个标记点被当时的人们认定为是“地中”所在，而“地中”所在的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

除此之外，有趣的是，在这片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半圆形的大型夯土建筑，这13根排列独特的夯土柱子基础，被学者称为“陶寺观象台”遗迹。陶寺观象台能够观测到20个节气。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即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则为夏至日，而春分和秋分则同时可以从第7个狭缝目睹日出的壮丽景象。这一发现不仅展示了陶寺文明对天文观测的高超技艺，更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界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敬畏。

通过圭尺与陶寺观象台，我们得以窥见早期中国的模样。在这个“地中之国”，一个充满智慧与探索精神的时代下，先民通过对天文现象的观察与记录，逐渐形成了对宇宙秩序的独特理解，并据此制定了历法，指导着农耕生活的节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更孕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哲学思想。

● 朱书扁壶

写下四千年前的都城形态

1984年11月，当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的一个普通灰坑中，发现了一件残破的陶扁壶时，一段尘封的历史悄然揭开。这件不起眼的灰陶汲水器上用朱砂书写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陶寺遗址时期都城形制建设的相对成熟，早期中国的城市形态。

朱书扁壶口部和腹部设计独特，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便于打水。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壶身上竟然有用朱砂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不仅展示了古代文字的形态，更证明了在甲骨文之前700多年，中国很可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

关于扁壶上的两个文字，学者们有着多种解读。其中，“文”一字得到了广泛认可，它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态相近，一般被认为是表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符号则争议较大，有人认为是“尧”，有人认为是“昜”，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提出，这两个字应该释读为“文邑”。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的卜辞，说明在殷商时期，“文邑”这个地名仍然存在。结合陶寺遗址与夏代的密切联系，以及夏代早期的国号为“文”的历史记载，冯时推测“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由夏启所建立。邑就是没有城墙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的王庭是没有城墙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诸侯的拱卫，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传统，有城墙阻挡，不利于教命传播。因此，王庭要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献里“大邑商”“大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

由此，朱书扁壶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文字的重要线索，更揭示了陶寺遗址时期都城形制建设的相对成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遗址、墓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些区域分布有序，体现出了明显的规划思想。

陶寺都城不仅拥有大城城墙，还环绕着宫殿区域修建了宫城城墙，形成了“双城制”的布局。这种宫城卫君、郭城卫民的都城规划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更为后世都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表示，陶寺遗址的城市规划反映了当时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

● 土鼓陶铃

奏响华夏大地的礼乐之音

走进陶寺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礼乐器，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遥远的时代，古老乐器的悠扬旋律在耳畔回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共出土了28件珍贵的乐器，包括土鼓6件、鼍鼓8件、石磬4件、陶铃8件、陶埙1件、铜铃1件以及口弦琴1件。其中，石磬、土鼓和鼍鼓的组合，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不仅是“王”的身份象征，更是陶寺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

鼍鼓，以其独特的制作材料和震撼的音效，成为王级墓葬中的专属乐器。而土鼓，虽然制作简单，却同样承载着厚重的礼乐文化。这些乐器，在陶寺墓葬中按照一定的规制和数量进行随葬，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乐队”，开创了礼乐制度的先河。

石磬，作为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在陶寺遗址中，石磬制作精美，有的还存有“原击痕”，见证了其生前的使用痕迹。相比之下，陶铃则更多地出现在居住生活区，似乎与普通人的生活更为贴近。口弦琴作为最小的民族乐器之一，其历史同样悠久。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已有口弦（古称簧），后失传于中原，明代起以口琴之名重现，并详细描述了其构造与演奏方式。

在高江涛看来，陶寺墓葬中重要礼乐器如鼍鼓、土鼓、石磬固定组合、固定数量、固定位置的现象，反映出礼制很可能初步形成，且是较为典型的“礼乐文明”。一般认为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国家时期，以陶寺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应该是初期阶段的“礼仪之邦”。

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陶寺遗址中的礼乐制度，就是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礼序人伦、乐移风俗的礼乐文化内涵，也看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初步形成。

● 龙纹彩盘

描绘中华龙的初始形态

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龙作为一种神秘而崇高的象征，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从古至今，龙的形象与精神已经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与最强有力的符号。当我们追溯这一文化符号的起源时，一件珍贵的文物——龙纹彩盘，将我们引领至古老而神秘的陶寺遗址，让我们得以窥见龙图腾崇拜与龙文化的早期形态。

1978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的深入发掘，在陶寺遗址这片距今约4000多年的古老土地上，四件带有龙形图案的陶盘意外被发现。

这四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直径在35厘米-40厘米之间，盘底直径约12厘米-15厘米，高度在7厘米-12厘米不等。它们均为彩绘蟠龙纹陶盘，灰褐色陶胎，敞口、折腹、平底，通体磨光。盘底用红彩涂色，红灰相间的蟠龙围绕红色圆盘面盘旋，气势磅礴，仿佛随时都能腾空而起。龙的形象盘曲如蛇，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非鳄；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或是简化形态的双耳；长颌有的锯齿状牙齿，有的无牙齿；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均口衔枝状物，这一形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正是“龙”作为多种动物组合体的独特之处。

龙盘的出土，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龙的实物形象，更是陶寺社会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实证。在陶寺遗址中，龙盘并非普通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是出土于大型墓葬中，这些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显然属于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龙盘作为等级差别与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被固定地放置在墓主人右侧偏上部，数量也是固定的，仅1件。

陶寺遗址中龙盘的发现，不仅揭示了陶寺社会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也为我们理解龙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龙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或许也是当时的图腾和这个国家的标识，似也可以称之为“国徽”。这一发现不仅展示了陶寺社会对于龙的崇拜与敬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地位与身份的重视。

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其他与龙相关的文物，如龙形玉佩、龙纹陶器等，这些文物进一步证明了龙文化在陶寺社会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在这座古老的“地中之国”的大地上，“龙的传人”繁衍生息。

【访谈】

专家简介：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

记者：在您看来，为什么说通过陶寺遗址能看到“早期中国”的模样？陶寺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提供了哪些重要线索和证据？

高江涛：我们说陶寺遗址有着“早期中国”的模样，除了它本身的年代早，最核心的点就是“中”与“国”这两个字。其中，“中”，就是地理位置被认为是“中心”，这一点在“圭尺”这一文物上可以体现；“国”，则是说该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国家时期。

陶寺遗址之所以能成为“国”的原因表现在很多方面。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陶寺遗址城内的规划、建筑规模宏大，比如最大的夯土基面积达到6500平方米，单体房子面积达到540多平方米，只有具有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机构，才能完成像这样的城市建设、城内布局规划等。

同时，在陶寺遗址中，墓葬反映了国家的等级制度，阶级分化明显，这也是国家形态的一个表现。再加上礼制的出现，更加表明它背后不是松散的氏族或部落所能呈现出来的，而是社会形态进入了高级的阶段，即国家阶段。

记者：陶寺遗址与相近时期的其他文明有哪些关联和互动？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文化融合中，陶寺遗址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高江涛：陶寺遗址与良渚、石峁、二里头等文明存在一定的文化前后或同时的交流或影响，这些互动体现在版筑技术、瓮城形态、彩绘装饰以及特定器物等多个方面。比如，在陶寺遗址的璧、琮、钺等玉器，鸟纹、龙（蛇）纹、神人面等纹饰，以及镶嵌技术上，可以见到很多良渚文化因素。

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文化融合中，陶寺遗址扮演了积极吸收并融合创新外来文化因素的角色，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陶寺文化不仅吸收了良渚文化等外来因素，还通过增加散孔、改变玉器功能等方式进行融合创新，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特色。同时，陶寺遗址在城址布局规划、宫殿区建设等方面也体现了传承发展的变化过程，与其他都邑文明共同构成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表现出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

记者：陶寺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否有相似之处，您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高江涛：陶寺遗址与古蜀文明之间时空相隔较远，时间相差了千年，没有直接的交流。不过，三星堆文明在铸铜技术、礼乐制度及玉器制作等方面，均展现出与中原文明的深厚联系，特别是在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中能找到其技术源头。在古蜀三星堆遗址中当然也能够看到一些陶寺文化的影子，比如铜铃、石磬等乐器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铜铃，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除此之外，两大文明中我国古人对山川的崇拜、对天文的爱好和对时空的哲思等，也是相近的。三星堆的独特青铜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华文明多元文化相互借鉴、吸收的结果，这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文

陶寺遗址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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