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素芳
宋代文人夏元鼎《西江月》曰:“谈玄玉局在西川，此日方当龙汉。”此处提到的“玉局”，就在成都！让人不禁产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联想。成都玉局治，东汉时因老子为张道陵说经的传说而成为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之一，到唐代正式建立。唐到宋时期，玉局治的位置在成都城南偏东，即古江渎池附近，相当于现在上莲池街以北地带；另一说是位于柳荫街一带的锦江北岸。在唐代开元中，道士罗上清请益州长史兼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重修殿宇，因避唐高宗李治讳，改玉局治为玉局化，由此成为成都文化地标之一。 唐代诗僧贯休《题成都玉局观孙位画龙》赞曰：“又闻蜀国玉局观有孙遇迹，蟠屈身长八十尺。游人争看不敢近，头觑寒泉万丈碧。” 后来王建据蜀时期，把玉局化改建为五凤楼；注重文化的王衍再予重建，遂成名观。
宋代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载：其在“在城（成都）北柳堤”的洞子口，内有玉局坛（“城北”地望并非误写，乃是后人根据讹本而以讹传讹）。
洞子口历史上曾名平安乡。根据1993年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乡政府编撰的《洞子口乡志》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乡人引杨泗堰水灌高田，水越沙河上桥，在桥上筑渡漕，每日流水淙淙，水由洞中流出，于是得名。自古以来，从灌县放木筏经府河到成都，洞子口均为必经之地，由此成为城北要津。
传说李老君曾于此坐局脚玉床讲经，因而得名。赵抃《成都集记》载：“开元中，道士罗上清奏重修殿宇，本名玉局治，避高宗讳，改为玉局化。国朝为玉局观，置提举主管官。《灵验记》云：‘天宝岁，玉局观前江内，往往夜中有光从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烟。明皇幸蜀，有人于光处得玉像老君以进。高馀一尺，天资莹洁，宝相圆明，殆非人工所制。驾回，留镇太清宫’。”
《宋史》：“祥符七年六月十八日申时，玉局化老君洞中，忽有五色光出见，高三尺……移时方散。太守凌策画图具表以闻。”既然是名观，附会玉局观里屡现异象，可以理解。
相传玉局观内有洞，可直通张天师的道场青城山。宋代资州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三云：“玉局观洞，高骈帅蜀，取罪人，以绳绊其腰，令探浅深。绳两日方绝，出青城山洞天观门。”有的版本写“两日”为“两月”，就更具奇幻色彩。
到元兵攻蜀，玉局观毁于兵燹；明朝蜀王朱椿再予以另辟地址重起，位置移到城北，可惜明末清初再遭战火毁坏，清代复予新建……在距洞子口场以南，曾有一所由庙改建成的五块石小学，这个庙或庵，就是玉局坛旧址。
后蜀皇帝孟知祥时，下诏整修玉局观，设置道场。宋代时，玉局观形成贸易市场，设立于此的药市于重阳节开市，车马辐辏，冠盖云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写道：“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此地也成为宋代文人乐于书写描绘的商业与游乐业的公共空间，其地理位置、药物种类以及相关的寻求仙药、遇见异人等传说，使得玉局观带有浓重的道教文化色彩，而道观周围的浓郁烟火气，又是成都的一大特色。比如，宋人笔下的玉局观还承载着丰富多彩的西蜀宫观艺术，主要包括宏丽精美的道教壁画与庄严灵验的尊神造像，它们鲜明地体现了艺术性与宗教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双重统一。
宋天圣八年（1030年），时年22岁的苏洵尚无子嗣，按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训，苏家人着急起来。这年的重九之日，苏洵游览了成都玉局观。在无碍子卦肆（专卖求子卦）里，他见到一幅奇妙的“张仙挟弹像”，他心念一动，遂用所佩玉环予以换取。张仙乃是出自眉州的得道仙翁，姓张名远霄，民间传说其凡有祷必应。
回到家后，苏洵每天早晨必于张仙像前虔诚焚香祷告。后来眉山蟆颐古观内供奉张仙，明代所刻《重瞳观新修殿宇记事碑》对此事有载。
程夫人临产在即，苏洵夜得一梦。在梦中他去了县城外岷江边的著名道观——蟆颐观，又名重瞳观，坐落于富牛镇。观主张远霄，道行很高，远近闻名，文武兼通，他手上不常拿拂尘，倒是常执一把铁骨的弹弓，道袍里永远装着从岷江河边捡回的鹅卵石，是那种晶莹剔透如玉色泛光的石头，石头里仿佛有云彩飘动。据说张远霄的铁弹弓配上这种石子，可以打到天上的神仙，他也因此被眉州人称为“打弹张仙”。
元符三年（1100年），63岁的苏轼终于从海南岛遇赦北归赴永州的途中，到了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于当年十一月，他接到了朝廷的新授“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如果我们不过度讲求因果，可以发现这是命运的惊人回环，“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官职了，属于祠官性质，俸禄不错，仅属荣誉性质。为此，东坡立即写《提举成都玉局观谢表》：“……没齿何求，不厌饭蔬之陋；盖棺未已，犹怀结草之忠。臣无任。”
宋朝皇帝崇尚道教，各地建立许多宫观，也就诞生了这种因宫观而寄禄的祠禄官虚职。所以说，北宋的祠官是国家对于年老官员的优待，近似于“荣休”，因此后世对苏轼又有“苏玉局”“玉局翁”等称谓。宋代官与职是分离的，实行“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员任用制度，故而冗官多，朝廷没有官缺加以安置，祠官禄官也越来越多。《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三职官十（杂制）》“宫观”：“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苏东坡毕竟影响太大，所以天下皆知“苏玉局”，这无疑是成都玉局观之幸，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后世士人群体青睐北宋的一个原因。
“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开创了宋代官员任职地方宫观的先河，充任玉局观宫观官者多为蜀人，以苏轼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名人效应极大地提升了玉局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