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波

父亲有一半多的人生与挎包为伴。他的挎包与别人的挎包不一样，由浅蓝色帆布制成，比当兵的三姨父的草绿色挎包要大要厚实得多。

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抓“三线”建设时参加工作的水电工程人员，常年穿梭于崇山峻岭，一年难得回一次家。小时候，曾随母亲去过他当时位于乐山大渡河畔大山深处的工地住过一些时日。兴许有保密的意思吧，那时，他所在的工程项目对外的称呼叫“五一五”工地，多年后才知道是“龚嘴水电站”。他每天早出晚归，总背着个大大的帆布挎包，里面装着他工作所需的工具。他参加工作后几乎（除受单位派遣出国援建2年外）没离开过大渡河，龚嘴水电站耗时十余年建成后，他又转战同样在大渡河上的另一处“铜街子水电站”继续奋战十多年，直至退休。他历经多年成为工地上一个三十多人木工队的“头头”，他挎包里装的也就大多是榔头手锯斧子之类硬邦邦的东西。因之，他那看似厚实的帆布挎包，不多久也便被磨损得不成样子了。

成年后，父亲曾告诉我，他在大渡河畔挥洒了近四十年的血汗，相信大渡河和国家水电事业发展的历史会被铭记，我钦佩父亲的奉献和格局。曾帮父亲缝补过无数个挎包的母亲则说，他挎包里装的哪里只是工具，他辛劳所得分明是我们这个小家那时候油盐柴米的强力支撑啊！我也理解母亲作为一名普通农家妇女最朴素的生存和生活念想。

对于少小时的我和弟弟妹妹，父亲的挎包还是我们相当一段日子每到周末时的一种期盼。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被单位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其实是一所技工学校），校址在彭山县青龙镇，比原单位离家（原崇庆县，现崇州市）近了许多。在彭山县就读的2年时间里，如无特殊，他都要在周末下午放学后骑行（借学校教职工的自行车）二三个小时，赶数十公里路回家看顾家人，第二天下午再返回学校。只要回家，他挎包里除学习书籍外，便会多出两个铝制饭盒。一个装三五个白面馒头，另一个则盛有或回锅肉或凉白肉或卤猪肉等菜肴，这对于当时生活普遍拮据、十天半月难得打一次“牙祭”的农村家庭可谓是一种奢想。母亲说，父亲学校每周末大多要增加肉食改善伙食，他舍不得吃，总想着送回家犒劳妻儿。由于父亲不能提前预知学校安排，周末能否回家只能视情况临时起意，所以但凡周末一到，我和弟妹都要估摸着时间在晚上八点半左右跑到离家数百米的公路上迎候父亲。迎着了，蹦蹦跳跳满心欢喜；没候着，就垂头丧气数日提不起精神……

后来，父亲毕业重返大渡河畔，我也因升学、参军离家赴远。逢周末迎候父亲归家，期盼他的挎包便渐渐模糊成了往事。但时至今日，每每不经意间触情触景忆起已离世的父亲和他的挎包，那种舐犊之情，仍倍感暖心暖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