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宏 黄志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凸显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成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和全方位转型的窗口期，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的决定》，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列入五年发展目标，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系统部署，为成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主攻方向和思路方法。
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都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力点。改革的实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牵引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必须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入强劲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引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具有内在协同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破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难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无疑引领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度。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要系统集成、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是不断调整和优化利益分配格局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决定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度。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意味着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主轴，率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为其他领域改革创造更好条件，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新局面。
聚焦重点领域敢于“啃硬骨头”
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产业园区综合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领域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成都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持续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坚定不移抓主体、抓实体、抓个体，持续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激发市场个体活力，让“稳”的基础更加扎实、“进”的动能更加充沛、“新”的特质更加鲜明。
健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民生改善的主渠道。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不断健全民营企业全方位服务体系。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完善对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做到“有需必应、无事不扰”。二是建立健全“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常态长效机制。以提升产业园区综合服务水平为重点，定期举办“蓉易见·民企会客厅”进园区活动，健全企业服务“啄木鸟”机制，加快实现“园区事园区办”，变“企业跑腿”为“上门服务”。三是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政策、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加强金融助企惠企、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拖欠账款清理力度，搭建一批银企、产研、产销、上下游对接平台，开展涉企乱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健全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体制机制。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当前，要锚定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构建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狠抓工业回升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实施工业立市、制造强市，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巩固提升现有产业基础，牵引带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健全制造业提能升级体制机制。推动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集群能级跃升，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快布局无人驾驶、商业航天、细胞治疗、核聚变等新领域、新赛道，孕育催生一批未来前沿产业。二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发展反向定制、共享制造等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引导数据、资本、土地等资源要素有效向制造业聚集。
深化产业园区综合体制改革。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开展“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探索园区“管理机构+专业公司+N”管理模式，加快构建“小而精”的管理机构和“大而专”的运营公司，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四链”深度融合、竞争能力突出、运行机制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一是优化园区管理机构。谋划好改革“后半篇文章”，以“一区多园”“园中园”等模式推进机构编制优化整合，提升园区运行管理能力。二是推动园区减负扩权。突出园区产业发展、基础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主责主业，制定“产业园区赋权清单”，探索将部分市级管理权限依法依规按程序下放园区。三是提升园区市场化运维水平。培育“蓉字号”专业团队、招引先发地区成熟运营团队，支持运营公司开展特色园区建设、项目人才招引、产业培育服务、市场供需对接等经营服务。因地制宜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特职特聘”，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体系，建设国内强大市场，也要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要聚力建设国际门户枢纽，推进高水平开放攻坚突破，加快由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型步伐。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相通相容，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二是健全高水平开放通道枢纽体系。推动国际航空枢纽、国际铁路枢纽、国家物流枢纽和国际通信枢纽建设，深化“两场一体”协同高效运营，建设多式联运智慧枢纽，增强内畅外联的枢纽通达能力。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拓展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推动跨境电商与市场采购贸易等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成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四是健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体制机制。建强“两场两港”国际消费载体，深化“口岸+商圈”协同联动，实施优化外籍人士支付、景区预约、离境退税等便利化措施，提升消费服务国际化高端化水平。
构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制度体系。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一个地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成都要健全服务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制度体系，探索优化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高端资源要素协同对接等机制，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不断强化极核功能，加快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一是构建主动服务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体制机制，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基地。二是健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体制机制，深化成渝双核联动联建，深入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壮阔实践中，牢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就一定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都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作者：尹宏，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志兵，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