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去潜溪书院。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很多年。

2020年底，我完成了一本关于杭州书院史话的著作，“去潜溪书院”的意愿就越来越迫切了。

我无数次在线上“去”潜溪书院，是为了给线下的“去”做准备，或者说做铺垫。我相信，线上的“去”越多，铺垫的基础越扎实，我就会站得越高，在线下“去”时看到的东西，就会越全面而清晰。

2024年11月27日下午，当我终于在线下去了潜溪书院后，我确定，我看清了一个循吏而兼儒者的内心、看清了一个遗产继承者的务实精神，也看清了一个群体传灯不灭的时代风尚。

我“去”过那么多回潜溪书院，从没有和故华阳知县、潜溪书院倡建者安洪德正面遭逢。他总是留给我一个忙碌而疲倦的背影。两百多年，他只需要稍微定一个神，或者转一个身，就会和我迫切而热辣的追寻眼光正面相遇。

我想象过很多回，见他第一面说什么话。谢谢您！会不会太客套了？大恩不言谢，我这样开口，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交流？出于尊敬和爱护，或者请他坐下来歇一歇？

当我在华阳安公广场看到他的时候，初冬的成都正被暖阳沐浴着，周遭的人和物，都呈现出一种被照拂的慵懒。

只有他，高举左手，似乎正在进行讲演。我无意打断他激情昂扬的讲演，但我从内心里已经确定，我早先准备好的那些话现在全无用处。此刻，我只需做一个真实的记录者，从他的手势、眼神和调度全身参与的激情里，记录下他袒露的内心：

我没有前贤张载“横渠四句”那么远大的抱负，但我有对自己的期许。无论是在华阳，还是绵竹、绵州，我干得最投入、最深入也最有成效的事是办书院、兴教育。我始终有一个不息的信念，自文翁化蜀，石室开基，我们这些后来人，就要把书院的薪火传下去。循吏？这千秋之后的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但我不介意你们称呼我为一个坚定的儒者。“儒”字何解？我高度认同这个阐释：那些为了民众的需要，成为民众及时雨的人。潜溪书院，是成都人民的需要，也是成都人民的及时雨。我作为儒者，做了这件事，我很满足，也很自豪。

循吏，儒者。这两个身份确乎是我以前“去”潜溪书院没有体会到的。现在，它们在安洪德身上融而为一了。

我离开安公广场，往潜溪书院走去。

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双流区华新下街555号，和我曾经“去”过的、位于成都市中心梨花街的潜溪书院隔了20多公里。后者如今已经杳无遗迹可寻，只留下了一个遗产继承者和他迁建潜溪书院的历史记录和口碑言传。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高学濂到华阳任知县时，潜溪书院已经积累下86年的办学历史了。

很遗憾，我在潜溪书院并没有看到高学濂的雕像，但这并不影响我在看到他的历史档案时，“听见”他埋藏在心底的话：

活在安公的高名之下，不能说没有压力。我和他面对的时代困境是不一样的。当初，潜溪书院以宋濂祠为基础兴建，为的是让安养乡及近郊的生徒有书可读。几十年过去，随着生徒规模的日益增大，便显现出了当初选址偏陋的弊端，士绅们建议选址城中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安公遗产的继承者，我有责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考虑潜溪书院迁址重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样的问题再留给后来的继承人。对士绅代表们一致同意择址重建的结果，我并不意外。这个结果只是让我再一次见识到蜀人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和团结一心这些可贵的品质。至于后来选址梨花街、筹措建设资金等等难题，就无足道了。

不要把我和安公相提并论，也不必为我塑像。如果潜溪书院历史里还能有我高学濂一点记录留下去的话，我顶多算一个比较务实且合格的遗产继承人，如此而已！

遗产继承人。我一边品咂着高学濂的总结陈辞，一边走进下午近2时的潜溪书院。

与其说它是书院，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教化功能如溪中之水，潜于无形。连读书声都是在心里发出的，诸生们曾经非常强劲的吟诵韵律，变成了读者轻轻翻动书页的时代韵律。如此，这样的“与其”和“不如”，也并会觉得唐突，甚至会觉得理当如此。

我问工作人员：书院有多少册藏书？工作人员告诉我：近10万册，都是附近居民捐赠的。为保证捐书的源流不断，书院对借书者设置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前置条件，即需要先捐书才能借书，捐1本书可以借阅的时间是一个月，捐12本就可以借阅一年。这样书来书往，人来人去。知识的化育功能，也如溪中之水，潜于无形。这样的教化方式，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时代的革新。这意味着，每一个捐书的人，都可以为书院山长或师者；而每一个来此读书的人，都可以是书院的生徒。捐书者与借书者的互为师者和生徒，正是这个时代书院复兴的最好模式之一，也是一个群体传灯不灭的时代风尚。

我放弃了找一本书在这里坐下来静静读一会儿的念头。

我急于走出潜溪书院，是想尽快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因“看不清”真实的历史而对某些关键的人物产生误解和轻视的人们，以及那些对传统书院感兴趣的同仁们：假如你们对“书院复兴，时代何为”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信服的答案，假如你们对地方官能否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儒者还持有怀疑，那么，最有必要且最有价值的行动，就是——

去潜溪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