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鹏
成都多年位居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第一名，在要素获取、政府服务以及监管环境等领域已具备明显竞争优势。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国内市场需求等发生巨大变化，企业投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为了充分发挥营商环境效益，要从源头上出发，找准发力点，充分激活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同时创新升级营商环境制度与做法，实现城市产业与城市营商环境两者双向奔赴，合力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产业核心 推动特色立园
园区兴则产业兴，园区强则经济强。基于当前成都的发展优势和现状，要进一步拓展思维，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优势产业为牵引、以龙头企业为抓手，找准产业发展立脚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西部科技创新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要明确园区发展定位，推动特色立园。园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是构成城市功能的重要部分、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内容。目前成都拥有各级各类产业园区90余个，部分产业园区产业定位不清晰、产业重复现象明显，例如大热的低空经济，目前在成都十多个产业园区均有布局。要从城市产业发展角度出发，优化、整合产业园区，减少产业重复布局，助力产业集中攻坚突破，避免各园区之间同质化、低效化的“内卷”乃至恶性竞争。高效执行优势资源、优质企业与产业园区三者的高度适配，实现资源、政策、企业、人才等的高度聚集发展。
要巩固现有产业规模能级，完善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要立足成都优势产业，坚持产业核心，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生物医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10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依托，建设支持引导企业开展传统技术升级改造有效机制，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科技赋能，加快推动数智技术在传统产业的产业化应用示范，使传统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前瞻性布局，因地制宜完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推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前瞻布局前沿生物、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新的增长引擎。
要紧抓沿海与东部城市产业转移机遇。立足成都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科技条件，找准定位、突出特色，科学编制承接产业目录，尽快出台引导政策，按照全市资源、产业基础、硬件建设等，对产业有序承接和招引进行统筹安排，积极引入关联产业和优质企业，实现建链、补链、强链、延链。深化、创新合作机制，因地制宜与沿海、东部城市选择合作共建、飞地、托管建设等多种模式，着力在空间、产业、资源、要素、服务等更广更深层面探索联动发展新路径。
要注重产研联动、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成都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总数达146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万家， 2023年成都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8%，而北京为6%、深圳5.8%、上海4.8%、东莞4.1%、杭州3.9%。要进一步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全力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建立高校、企业、机构合作平台，加强高校院所与企业间的研发互动，探索联合攻关、利益共享、知识产权运营的有效机制与模式，构建“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高端产业+人才服务+金融服务”等生态体系。
坚持用户思维 提质营商环境
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要把提升园区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质。2024年9月以来，成都市推进“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常态化服务企业工作。截至2024年12月19日，全市共走访服务企业5.74万户，线上线下联动收集急难愁盼问题和诉求建议1.91万个，办结1.89万个，办结率98.77%。成都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上，“建立健全‘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常态长效机制”再次被明确。
要坚持用户思维，建立全面高效的沟通机制，为企业纾困解难。进一步夯实“蓉易见”等线下政企交流互动，通过实地走访、座谈调研等方式，与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需求。建立龙头企业市领导直通、重点企业市级部门直联、规上企业区（市）县专员直包、其他工业企业服务直达的“四直”机制，突出面对面交流、点对点解答、一对一服务。搭建政企服务微信群，打造企业和市领导之间的问题诉求收集平台、工作推进平台、信息交流平台、作风监督平台，推动企业诉求高效解决。
要完善资源要素供给机制，全面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市场准入壁垒，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为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有机会、有空间参与进入重大工程、政府采购等领域，支持市场化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产业链关键环节等。常态化发布政府采购项目“机会清单”，以公开透明为原则，让企业能够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城市市场机遇，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参与重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项目建设。
要科学制定沟通机制，避免无效沟通，坚持无事不扰。探索多部门“综合查一次”现场执法模式，关注热点、行业治理难点、部门监管盲点等，以权力事项清单为基础，全面梳理和编制联合执法检查场景清单。探索建立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对于列入“白名单”的企业，降低检查频次。延续“一对多”的政企互动模式，即1个企业面对多个部门，为企业高效解决多个问题；或一个部门面对多家企业，高效解决系列问题。根据企业规模、能级，制定科学“进”企制度，以龙头企业“全部进”、重点企业“重点进”、其他企业“按需进”为模式，避免不必要的考察沟通。
（作者系戴德梁行华西区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