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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02日

个人+家庭+社区 共筑“老漂族”的幸福之城

□练忆茹

为回应“子代育幼”与“父代养老”的双向需求,出现父代迁居子代所在地长期驻留,参与子代生活、适应全新环境的“老漂族”。“老漂族”是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是与城镇化相伴相生的人口迁移现象。据2023年数据,中国“老漂族”群体约1800万人,“老漂族”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各异,面临社交孤独、环境适应等多重障碍。城市理应发挥乐观包容、社区治理现代化等特点,帮助“老漂族”幸福扎根。

“老漂族”

社会融入的多重困境

居住环境压力。“老漂族”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多代共居相互迁就的现实困境形成一对矛盾。他们处于一种从属状态,往往选择自我牺牲,从子代愿望出发规划生活。在亲近子孙辈与个人生活之间,“老漂族”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选择了前者,都不能消弭对自在生活的渴望,个人空间长期被挤压实际造成了生活质量下降。

心理情感孤独。“融入”是渐次发展、逐步扩展范围的过程,社区起着链接家庭微环境与社会大环境的桥梁作用。“老漂族”社区适应困境不只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老漂族”有社交需求,并以虚拟和现实两种渠道回应需求,不能较好融入新环境的“老漂族”多存在心理情感孤独。

家庭地位困境。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多代共生家庭应以父代为主导,但城市多代共居家庭中,长幼伦理呈现向下“讨好”、向上“要求”趋势。“老漂族”一方面认可自己对子代家庭的贡献,希望被认可。另一方面,由于时常接收来自子代的说教甚至指责,进而产生对自身能力水平以及是否应当继续“漂”的怀疑。

外部制度障碍。乡土情感牵绊与异地养老制度障碍的双重拉扯,让家乡成为回不去的故土,驻地成为难留下的新城。虽然医保异地就医、购药等制度机制障碍正被逐步打破,但“老漂族”受观念束缚仍然难以主动寻求社区支持。

新旧文化冲击。“老漂族”既承认城市的便利性、资源优质性,又抱怨城市生活成本高、乡土味道淡、情感沟通少。新旧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自身与子代家庭之间,也表现为常住地与家乡的文化冲突,家庭内部文化冲突某种程度是城与城、城与乡文化冲突的内部映射。

“老漂族”

社会融入系统化路径

个人角色重塑:从子代核心家庭蜷缩的边缘人变为自信的助力者。一要找准角色定位。“老漂族”不是子代核心家庭的寄居者,而是抚养子孙代成长成才的功臣,但也不应倚仗辈分及经验越界,过度参与子代生活。应树立不卑不亢、客观公正、有关爱无溺爱的个人性格标签。二要提升个人能力。代际冲突多发生在隔代抚养与生活习惯领域,子代习惯性要求与父代习惯性说教正面碰撞,双方对事物对错争论较多,对行为动机探究较少,容易将生活问题升级为情感问题。“老漂族”应尝试摒弃部分旧观念,从学习出发,提升能力素养,成为家庭事务的助力者、家庭欢乐的享有者。

家庭关系重构:从重幼轻长的错误伦理回归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一要子代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核心家庭的子代是多代共居家庭关系最重要的缔造者。子代尊重父代必将引领孙辈尊重老人,得到尊重的老人,若辅以正确的自我定位与学习提升,就可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二要保留各自生活空间。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步深化的时代,“老漂族”异地养老、多代共居必将成为积极老龄化的有益选择。和谐的亲子关系既需要自在的个人空间,也需要放空的个人时间,从而成全各自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生活追求,即使受物质条件限制不得不挤压各自需求,也应给予“喘息”机会。

社区环境重建:从孤独的异乡人变身社区发展的支持者。一要重建社区外环境。老年友好的外部环境要求进行居住环境、日常出行、养老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改造,过程中需要考虑“老漂”群体的需求,营造更多共享空间,搭建多样化社交平台,改变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封闭现状,以提高“老漂族”生活积极性。二要发挥“老漂族”人力资源价值。“老漂族”的漂泊状态急需寻求有温度、可信赖“组织”作为依靠,社区代表了“公权力”,是“老漂族”晚年生活的可靠场域,充分参与社区生活是“老漂族”晚年幸福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社区治理琐事众多,需要群众支持构建治理网格,可广邀经验丰富、时间充裕的“老漂族”以志愿服务、社区议事等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助力“老漂族”构建有血缘、业缘、趣缘、地缘等多重关系的全新社交网络。

(作者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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