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文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的前夕，回望巴蜀大地千年文脉，这里不仅孕育了“天府之国”的丰饶，更滋养了无数以勤学立身的文人志士。从司马相如的辞赋绝唱，到三苏父子的家风传承；从扬雄的孤灯著述，到杨慎的流放苦读，四川古人的读书故事，是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缩影。
两汉辞章
在中华文化史的浩瀚长河中，汉代的巴蜀孕育出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文坛巨擘。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评价道：“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三子或如岷江激浪般壮阔，或如锦江碧波般清丽，共同铸就了“文章冠天下”的巴蜀文学气象，在辞赋的黄金时代刻下蜀地文人的精神坐标。
司马相如的作品辞藻富丽、结构宏大，“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汉书·叙传》评价司马相如称：“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对于司马相如早年的苦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篇即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寥寥数语，道出两重深意：其一，“好读书”置于“学击剑”之前，暗示其早年即以文事为根基；其二，改名之举暗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向学精神。
王褒，字子渊，他博览群书，精通六艺，精研《楚辞》,其所写之赋《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六篇，名作有《圣主得贤臣赋》《甘泉赋》《洞箫赋》《僮约》等。
王褒出身贫苦，自称“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他十分勤奋，耕之余则读。居于乡里之时以树皮、枯叶练字，于家门外大小两水池洗笔涤砚，池水因之尽墨，故人称墨池。在今四川资阳市昆仑乡墨池坝有王褒墓，墓前石碑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王褒墓西南200米，有池长7米、宽4米，再东北30米，有一小池，此两池相传即为当年王褒苦读时涤砚之墨池。
扬雄，西汉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其辞赋成就，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另与王褒并称“渊云”（王褒字子渊，扬雄字子云）。实际上，扬雄的成就并不止于辞赋，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人才”。汉代人认为，其道德和学问可比肩孔子，称其为“西道孔子”；晋朝人称他为“扬子”，认为堪比先秦诸子。
扬雄的治学之路，以“博览群书”与“沉潜深思”为底色。《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从中可以看出，扬雄少时即博学，虽然家境贫寒，却能安贫乐道。
据《华阳国志》称，扬雄“从临邛林闾翁孺习古文奇字，后着《方言》”。扬雄早年师从蜀地隐士林闾翁孺，学习古文奇字及方言训诂，其语言学成就的根基正源于此，这为他后来完成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奠定了基础。所谓“輶轩”，本义指轻便优雅的车驾，古代多用于官员或使者出行。周朝至汉代，朝廷派遣“輶轩使者”乘此车至各地采集方言、记录民俗，为中央了解地方民情提供依据，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即基于此类考察编纂而成。
后来，扬雄又拜严君平为师，研习道家思想与经典文献。严君平虽以卜筮为业，却是一个学问精深、道德高尚的道家学者。严君平的著作《老子指归》，是阐释《老子》的深邃之作，其核心观点塑造了扬雄的哲学体系，在体系构建、儒道融合的方法论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扬雄后来《太玄》《法言》等的写作。
三苏家风
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文中的“苏老泉”，即著名的“苏氏父子”中的苏洵。后世有学者认为，“老泉”是苏轼的别号，将“苏老泉”当作苏洵，是《三字经》的编纂者、南宋的王应麟张冠李戴。无论如何，《三字经》里讲的是苏洵在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的故事，这一点是有依据的。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文苑五》载：“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
欧阳修在为苏洵写的《老苏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得更为详细。苏洵生长在一个殷实之家，他的父亲苏序担任职方员外郎。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凭借文学才华考中了进士，唯独苏洵不喜欢读书。其父苏序对此放任不管，乡邻和亲戚都感到奇怪。有人询问原因，苏序只是笑而不答，苏洵也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二十七岁那一年，苏洵突然醒悟，开始发愤图强，与伙伴们断绝往来，闭门读书写作。二十七岁，对古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了。后来名满天下的苏轼即诞生在这一年，而在此之前，苏洵已经有了一子两女三个孩子。
苏洵的向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两次落榜；又参考“茂才异等”（科举特科），仍未中第。苏洵回到家乡，把过去所写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焚毁。看上去，苏洵似乎是对自己苦读的行为有些后悔了。然而，他真正要告别的只是求取功名的科举制度，而并非读书。归乡后的苏洵，转而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学说，考证古今治乱兴衰的规律，探究圣贤进退得失的根源。苏洵这一轮苦读的时间又长达五六年，这段时间里，他并不动笔写文章，直到有一天，终于觉得自己已经领悟到学问的精髓。从此提笔作文，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宏观处纵横八荒，微观处深探幽微。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他的文章立即在公卿士大夫中引起轰动。时人争相传诵，写文章者皆法其为师。
苏洵闭门苦读十年，良好的家风深深影响了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苏轼十岁的时候，其父外出游学，母亲程氏则担起了教育儿子的责任，亲自教他读书。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时感慨叹息，苏轼问道：“我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会允许吗？”程氏回答：“你若能成为范滂，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是东汉时人，以清廉刚直著称，他任太尉掾时，曾检举权贵二十多人。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诛杀反对宦官专权的士大夫。督邮吴导因不忍逮捕范滂而伏床痛哭，范滂闻讯主动投案，以免连累他人。诀别时，范滂的母亲以大义相勉，成就“范滂别母”的悲壮典故。苏母教子的过程中，以史为鉴的教导培育了苏轼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苏轼后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取决于良好的家风、父母的精心教育，也跟他善于读书有关，比如“八面受敌法”，就是苏轼独特的读书心得。在写给侄女婿的家信《答王庠书》中，苏轼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学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
在苏轼看来，书籍丰富犹如进入海洋，各种物品应有尽有。而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同时全部获取。他建议做学问的人，每次对一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待一个方面的研究完成，再选取另一专题如法炮制。
即便是苏轼这样的天才，也认为治学没有速成之术。南宋陈鹄在《耆旧续闻》里记载了“苏东坡日课”的故事。某日，好友朱载上前来拜访，苏轼过许久才出来待客，随即解释道：“刚才在做每日功课，未能及时迎接。”朱载上问“日课”为何，苏轼答：“抄写《汉书》。”朱载上不解：“以先生过目不忘之才，何必手抄？”苏东坡解释：“并非如此。我抄写《汉书》已历经三遍：最初每段摘三字为标题，后减为两字，如今仅用一字。”
那么苏轼“日课”的效果到底如何？朱载上从抄本上任选一字题目，苏轼随即流畅背诵数百字，无一错漏。朱载上叹服：“先生真乃谪仙之才！”
抄，是下笨功夫，强行放慢了阅读速度，解决了快速浏览导致的“学而不思”；取标题，则是将“厚书”读“薄”，实质上是通过信息压缩训练了概念抽象能力——苏轼的方法，对于信息时代的阅读依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受到父兄的影响、家风的熏陶，苏辙自小也是饱读诗书，他在《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一诗中回忆了兄弟二人居家的岁月，在松竹环绕的书房南轩，兄弟二人闭门苦读，纵论政史：“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嘉祐二年（1057年），即苏洵携子入京的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双双考中进士，一时名动京师。苏氏父子三人，俱以诗文著称，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其三，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佳话。
明清才子
杨慎，新都人，24岁中状元，位列“明代三才子”之首（与解缙、徐渭并称），被公认为三者中学术成就最高者。《明史》明确评价杨慎为“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幼年的杨慎即显露出过人的天赋，《明史·杨慎传》称：“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极为赏识杨慎、呼之为“小友”的李东阳，当时的身份是内阁首辅，幼年时也曾是一名神童。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天才，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后天的努力。杨慎任翰林时，仍夜以继日地读书，每晚燃烛至三更时分，凡诸子百家、稗官小说无不涉猎。又比如他在“大礼议”事件后被发配云南永昌，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的心性，却未能改变他爱读书的习惯。
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杨慎有着清醒的认识。《明史》记载了他的一句话：“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看来，他跟苏轼一样，真正的天才都是会下笨功夫的。
李调元，出生于清代四川绵州罗江县南村坝（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调元镇），有“清代蜀中三才子”之称。他的读书、治学，与杨慎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李调元自幼聪颖过人，五岁入乡塾即能熟读《四书》《尔雅》，过目成诵，七岁时以“蚯蚓无鳞欲变龙”巧妙应对父亲出的上联“蜘蛛有网难罗雀”，展现出非凡才思。青少年时期，他于鹡鸰寺闭门苦读，常于梨花飘落、鹡鸰啼鸣中专注诵书，仅一年便考中秀才，后又在乡试中脱颖而出。入仕后，他利用吏部任职之便，广泛抄录大内典籍与御库秘本，“公余之暇，犹手不释卷”，甚至将俸禄尽数购书，积累藏书十万卷，建“万卷楼”并每日登楼校雠。晚年罢官归乡后，他仍废寝忘食著述多种作品，其勤学之志贯穿一生。
蜀地先贤的读书故事，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生动写照。无论是苏氏父子的家风传承，还是扬雄、杨慎的逆境治学，皆是“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出自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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