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薇

最近在读阿来的《大河源》，读得很慢。一直觉得，对于喜欢的书，是该慢读的——慢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能延长阅读时愉悦的体验。但于我而言，还有另一层原因：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似乎有了阅读障碍，或许早有苗头，只是后来愈发明显了。

记忆里，读书最畅快的时光是在初中。那时，姐姐痴迷金庸与琼瑶的小说，还有母亲订阅的《译林》、父亲订阅的《地理知识》杂志（该杂志现为《中国国家地理》）。那时的阅读，总是轻易就能沉浸其中，也轻易就能上瘾，且格外享受这种上瘾的感觉。

初二暑假，读《译林》上的《十个小印第安人》，被情节吓得不敢独自洗澡，却又抵不住文字的诱惑，索性把书带进了浴室，除了必须的“杂事”，书是片刻不想离手。

那样矛盾的情景与心绪，至今仍会不时浮入脑海，涌上心头。真怀念当时那种全然投入的感觉——而那时，是从不用书签的。

日子一天天向前，人却仿佛在一天天后退。印象中自那以后，读书就总觉得有些吃力，也开始用起了书签。特意买过一些，也很期待朋友送我礼物时，能送我书签，当如愿收到，也是满心欢喜。

我退休后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决意认真读书，如若不能沉下心来，实在是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这大好时光。起初专注度仍是不够，受一位朋友影响，我开始做读书笔记：面对专业学术类书籍，多侧重梳理逻辑脉络、记录关键内容，并进行概括总结；而读文艺类书籍时，便在电子笔记里摘录心动的字句，或在日记里写下当下涌现的感想——正如此时，读了《大河源》没两页，便赶紧记录自己突然冒出的想法，那些想法往往会一倏而过。

两类书籍的阅读，就其价值与意义而言本无高低之分，只是与它们对话的方式不同。渐渐地，有了真正读书的感觉。慢慢地，也不再需要书签了，并且恍然发觉，曾经依赖书签，或许是潜意识里在抗拒深度投入：不愿回溯，是怕重新陷入思考的沉潜感；而害怕读书上瘾，更藏着复杂的心理症结。

查阅资料后了解到，从心理角度来看，这种“害怕”源于成年后对“失控感”的防御——孩童时的阅读上瘾是全然的自我交付，无须顾忌现实责任；但成年后，“上瘾”意味着可能模糊现实与阅读的边界，担心因过度沉浸而耽误日常事务、疏忽应尽的角色责任。更深处，或许是对“纯粹快乐”的隐秘愧疚：当社会规训将“有用”奉为圭臬，纯粹因热爱而投入的快乐，反而让人不安，仿佛这是对“正经事”的背叛。

现在读书，几乎每次都能准确翻到上次读到的页码。即便偶尔记不清，往前倒回去读几页，重新找回关书前那段文字，以及当时的心境与感悟，反倒成了一种特有的乐趣。

这固然是读书形式上的一点变化，更大的收获，在于与阅读建立了更纯粹的关系。慢读不是速度的放缓，而是注意力的自主掌控：在反复回溯中，思考不再是被动接收的溪流，而成为能回旋、能沉淀的湖泊。那些新的发现，是认知与体验的碰撞；感受的沉淀，是情感与理性的和解；收获得以累积，并非量的叠加，而是对自我与世界认知的逐渐清晰。快乐随之延展，也不再是瞬时的愉悦，而成为一种与自我相处的笃定——这种笃定，恰是阅读最珍贵的馈赠。

读《大河源》的慢，或许正是对这份“阅读障碍”的温柔和解。不再急着追赶，也不再怕沉溺“失控”，只是一页页、一段段地与文字相认。而“无签之读”的妙处正在于：合上书时不必刻意“标记”页码，再翻开，眼睛随意落在某行字上，顺着往下或往上读，便会撞上前日的记忆——那是与自己重逢的暗号。

原来所谓障碍，不过是成年后给心筑的墙。而此刻，在回溯与停留间，墙缝里竟钻出了光。这大概就是时间赠予的礼物：终于能像当年那个带书进浴室的少女，纯粹地与喜欢的文字待在一起。